2009年新春佳节，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中时，有一些人却独自在医院品味孤独与无助。记者从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医院（即深圳武警医院）了解到，就在万家团圆、喜庆中国传统新春佳节的时候，几位被亲人遗弃了的植物人却只能独自在医院过节。
残酷的现实：他苏醒了，却被亲人遗弃了
深圳武警医院脑外科住院部，一个六人的病房里。
“他是廖康昌。”护士长张春艳指着该病人对记者说。两个多月前，廖康昌还是一个对外界毫无知觉的植物人。
赤着双脚，廖康昌盘坐在病床上费力地看着电视，面无表情。他的头部有一圈手术遗留下的红色疤痕，在稀疏的头发中格外显眼。
我们走进去，他瞅着我们，双眼似乎泛着泪光。我们跟他聊天，他只能简单地回答“好”，他很想表达，却怎么也表达不出来，只得着急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护士长说：“他一直说自己的病很难好，想快点好，出去工作，赚钱。我们只能不断安慰他，让他放宽心。”
2008年9月之前，广西籍男子廖康昌在深圳一家小公司工作。2008年9月16日，因为突发脑出血，他被送到深圳武警医院。
据张春艳介绍，几天之后，两个一身农民打扮的中年男子来到医院，对着已经陷入昏迷的廖康昌失声恸哭。一个是廖康昌的哥哥，一个是他的姐夫。
接到廖康昌住院的消息后，他们“卖了家里的牛”，凑了一万元赶到深圳。几天后，两个人“偷偷走了，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护士长说：“一万多元对于一个危重病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在昏迷70天后，经过武警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爱心呵护，廖康昌幸运地苏醒过来。但他的周围却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人，他至今也没盼来自己的亲人。
同一间病房，廖康昌的斜对面床上躺着的是梁湘，由于过敏性休克，2005年转到该医院做促清醒治疗，“三年了，还没醒过来。”护士长指着最里面的一个床位告诉记者。“他的家人很久没来了，好像2007年来过，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了，都没见过他妻子。”一位同病房的患者家属说道。
道德的尴尬：医院救死扶伤后遭遇困扰
深圳武警医院脑外科吴海权医生介绍，2008年该医院就出现三例植物人患者滞留在医院、家属却不见踪影的情况。
而据记者了解，事实上，类似的事件从1985年该医院建立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
2000年，一起植物人孕妇诞下男婴的传奇故事让深圳武警医院成为媒体焦点。2003年，该医院成立了“植物人促清醒中心”，5年多以来，该院应用独特的中西医促清醒、神经康复等治疗方法先后成功唤醒“植物人”40例，促清醒率达到了80%以上。但与之相伴的，是被遗弃植物人的增加。
那些被亲人遗弃的植物人患者，他们治疗所需的费用及护理工作，重重地压在了医院和医护人员肩上。据了解，一名植物人患者的“促醒”治疗费在七千元到一万多元之间。即使是只维持其生命，每月花费也要两三千。
“‘植物人’也是一个生命。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全力救护他。”该医院脑外科医务人员说。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对被遗弃的患者负责，但这却给医院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法律的缺陷：谁来监护被遗弃的植物人？
据有关媒体报道，我国目前植物人已达百万之多，每年更是以10万人的数量递增。在这庞大的数据背后，被家属遗弃的有多少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在《论植物人的法律人格及补正》一文中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虽然没有对植物人的行为能力及补正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植物人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以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来补正植物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对于植物人，司法实践的规定假设了一个前提，植物人患者有相应的监护人，他可以得到家属的照顾。但在实际上，当家属对静悄悄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患者失去了耐心，对其康复失去了信心，甚至遗弃时，谁来担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植物人患者的监护者呢？
保障的缺乏：应建立更多专门关怀机构
深圳武警医院脑外科副主任柳浩然博士对记者说，有的家庭经济能力不行，确实承担不起医疗费用。昏迷的时间越长，花销越大。在患者家庭中，花上十几万元治疗费的情况相当普遍，最多的花了40多万元，足以让一个小康家庭变得一贫如洗、负债累累。
柳浩然指出，我们无法去苛责这些患者的亲属，我们要做的是寻求建立一个对植物人更好的治疗环境，而这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
采访结束后，记者在医院转弯处的一个病房里看到，靠着房门的病床上，一位妈妈正抱着儿子的头，轻轻地呼唤着：“儿子，妈妈爱你，一直陪你，你要快快好起来。”病床上的孩子，眼角竟淌着泪水，那两颗晶莹的泪滴，令在场的人泪流满面。
我们坚信，爱可以让奇迹发生，许多植物人，在亲人的呼唤与守候中苏醒过来。但拯救植物人，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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