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云很显眼，一脸浓密的络腮胡。身为律师的他，是来自重庆的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认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典型受益者：“文革”后刚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学。80年代中期，国家鼓励出国留学，他奔赴美国，获得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韩德云返回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国际经济法教研室工作，获副教授职称。90年代，国家允许律师组建律师事务所，他又成为最早下海的大学教授之一，与人合办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韩德云的执业领域主要涉及项目投资、融资租赁、房地产开发、企业并购、资产重组或重整、国际贸易、国际商事仲裁等方面。在重庆，他声望日显，并引起官方的注意，受邀担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顾问、重庆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3年，韩德云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来自新兴阶层的一员，他显得相当积极活跃，至今已提交100多件建议和议案。
他多次建议制定《食品安全法》，建议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这两条现在都已经看到了成果”。今年，鉴于各地政府热衷于兴建豪华楼堂馆所，公车盲目增长，他建议国务院启动“行政机构资产瘦身计划”；提请最高法尽快加强裁判文书公开，提升司法透明度。
在今年提交的10多条议案和建议中，有一条“引来了不少记者”。这条关于请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甚至还附了一份6000多字的法律草案。
纵容腐败官员？
在他的设想中，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应采取“一次出台、分级强制申报、分段过渡公开、特定期限豁免”的办法，其要点如下：
一是以法律形式统一出台；
二是将申报对象限定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如担任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及担任主任科员以上级别的非领导职务)，同时，上述公务员在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后5年内也适用申报规则；
三是在财产申报范围方面，除工资奖金及劳务所得等一般性收入，建议将申报对象及其近亲属接受的与申报对象职务有关的其他财产，包括数额较大的动产、不动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以及其他有关债权债务等，全部纳入财产申报范围；
四是为强化受理审查机关的监管权威性，建议分设申报受理机关与申报审查机关；
五是为鼓励如实申报，初期不立即实行申报不实即予处罚，而采取申报后对不实部分依法自行纠正的，可予以部分责任豁免的制度。具体操作为：设立三年的过渡性申报公开期，期满之前，如申报对象主动纠正并上缴全部违法违纪收入，审查机关可豁免申报对象的纪律处分，并视情况由上级行政监察部门建议司法机关减轻、免除其相关刑事责任(标准由相关部门另行确定)。
就是这第五条，引发了舆论的激烈争议，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设计是“纵容腐败官员”。
事实上，这已是韩德云第四次提出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建议。这一次之所以格外引起关注，在他看来是“赶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
公众的预期要合情合理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从立法层面推官员财产申报？
韩德云：因为必须从立法层面来做才能够推开。以前干部退休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后来中央“一刀切”，大家也没话说。所以要制度化，标准必须是确定的，一视同仁，这样才能够推行开来。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人认为官员财产申报不现实，你觉得真要推行，难点在哪里？
韩德云：两个难点，一是部分公务员有抵触情绪。还有一个难点是社会比较敏感，公众对官员应该有多少财产看法不一，比如我们设定处级干部的年收入是10万，这合理还是不合理，肯定会有两种声音，甚至会产生极端情绪。
公众的理解非常容易“一刀切”。其实一个县处级干部一年挣一两百万，有的完全可能，比如有人喜欢投资，他买股票涨了。公众要有正确接受的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要给官员三年豁免期，引发不少批评，为什么这么设计？
韩德云：三年豁免期的设定是对公众期望的调整，公众的预期要合情合理。现在的问题是公众的情绪容易激动。极端的声音如果只是个人观点，那没关系，真正可怕的是社会存在极端情绪，这对稳定非常有害。
民主的过程本身就是公众成熟的过程。所以，在官员财产申报上，领导人要有智慧和远见，公众的素质也需培养。我提的三年豁免期主要是想破除官员财产申报启动的障碍，也消除老百姓想看官员一下子“脱光”的那种心态。
另外，一件事情要成功，必须带着时间表去做，三年豁免期就相当于做倒计时。
贪了也没用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你第四次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最初是什么推动你这么做的？
韩德云：关于反腐我提了很多议案和建议，比如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现在来看，缺的主要是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我们现在的反贪思路是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带有道德层面的意味，“不敢贪”是威慑力量，“不能贪”是通过一套制度设计让你贪不了。
财产申报相当于在这三条之后，又加了一条---“贪了也没用”，也就是让你贪来的钱没法花。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只有这项制度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和民众的监督机制。
一个人做公务员也就是30年，如果从一开始就申报，他就不可能突然像变戏法一样，增加很多财产。打个比方，按一年一次申报，他需要申报30次。如果有这么密集的记录，任何异常的变化都很容易被查到。
另一方面，也不是说官员非得清一色穿草鞋。如果你的收入是合法的，你炒股挣了钱，有了申报制度后，比如戴名表，你该戴就戴嘛！
《瞭望东方周刊》：听起来，有了这项制度，反腐败的题就迎刃而解了？
韩德云：当然不能期望任何一项制度是万能的。最近几年的案件给我一个启示，腐败涉及的金额一般不是小数目，真正说不清楚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反腐倡廉当中大家最忧虑的是，贪腐到底有没有底线，没有底线是很可怕的，说明机制完全没有约束力。我觉得对财产申报，也不能指望一实行就百分百地堵住漏洞。
如果不公开，
就变成一个内部的游戏
《瞭望东方周刊》：官员财产申报如果要起到你所说的作用，需要怎样的配套条件？
韩德云：关键是要公开，如果不公开，公众不知道官员家庭财产的情况，就形不成社会监督。如果不公开，就变成一个内部的游戏。绝大多数官员都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一旦公开肯定能够起到作用，都不需要网上监督这么极端。
《瞭望东方周刊》：新疆阿勒泰最近正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浙江慈溪也在搞廉情公示，你如何评价这样的地方改革？
韩德云：他们的做法好不好？好。但是我认为这种模式正面意义已经很有限了。这些做法还是局限于党内，属于廉洁治党，领导人的痕迹太重。它本身的推动没有法律依据，说得好听点是创新，但是你对本地区的党员做约束，你的依据在哪里？没有依据，长期性如何保证？我敢打赌，推这项改革的纪委书记，除非他一辈子在那里，他走了肯定不能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官员会想，既然你肯定长不了，那我为什么要如实报告。可能报的倒霉了，不如实报的反而更安全。所以，一定要有合法性才有强制性，否则公务员觉得不公平，起码是带着一种观望的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地方先试，可以减少风险，连国外的一些观察家也认为这是中国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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