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到今天现代戏剧成为民族文化之林中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话剧已经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话剧，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西方列强以武力轰开大清国门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被中国人引进的西方艺术形式。在百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它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无论是抗战的硝烟、文革的摧残，还是商业大潮的席卷，都不曾使它改变自己的艺术品格和精神追求，相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在挫折中锤炼，在嬗变中适应，在探索中发展。
百多年来，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血脉相连，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水乳交融。走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一大批优秀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典剧目应运而生，很多优秀的戏剧运动领导者应时而生。他们共同创造的不朽的话剧艺术成果，已经构成了百年话剧史的不朽篇章，并为今后的话剧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
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回眸历史，观照现实，探索前路，为话剧艺术的繁荣不懈努力。
□本刊编辑部
□文/宋宝珍
谈起中国话剧的起源，人们常说，它是一种“舶来品”。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在自足的文化形态中，硬性地植入了一种异质文化因素呢？其实不然。本世纪初，随着大清帝国的日趋衰败，一些有志之士遂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正是在中国人探求革命的过程中，西方戏剧被引进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当然，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或由于外交礼仪，或出于好奇，观看了他们称为“西剧”的演出。令他们感兴趣的：一是津津乐道西洋“戏馆”建筑之华美，其“规模壮阔逾于王宫”；二是惊异西方“优伶”地位之高贵，所谓“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优伶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三是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四是看重或夸张西方戏剧之社会功能。以法国为例，说法德战争后，法败，遂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戏剧涌入中国之时，传统的戏曲也正经历着变革思潮的冲击。当时，一些戏曲界人士对古旧的剧目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甚为不满，因此掀起一股戏曲改良的热潮，改良戏曲的参照物，即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写实戏剧。当时著名的戏曲艺人汪笑侬（1858－1918），创造和改编了不少托古喻今的戏曲，藉以讽刺清政府的腐败，宣传“维新”。在这种时事新戏的演出中，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已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晰，舞台布景也趋于写实。于是，我们看到“红顶花翎黄马褂”的时人，穿梭于有着写实布景的舞台上，甚至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改编入戏，人们把这种演出叫“时事新戏”。
1906年冬，一个旨在研究各种文艺的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成立。开始只设演艺部，由李叔同主持。主要成员还有欧阳予倩、吴我尊、马降士、曾孝谷等。春柳诸人，多为戏剧爱好者，他们推崇日本“新派”，即新剧；并以研究和仿效新派演剧为己任。他们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的第三幕 ，获得东京中外人士的称赞。演出时“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
《茶花女》的演出成功，鼓舞了春柳社诸人的士气。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还有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已显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演剧形态的确立，因此人们叫它“新剧”。一般史家把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上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1912年，陆镜若、马绛士等人在沪成立了“新剧同志会”，随后，“新剧”和“新剧家”这样的名称，已经成为报章的常见词。
中国早期话剧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而在当初，文明戏是个褒义词。1913年秋，郑正秋（1888－1935）和他所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哄动一时，引起剧界震动。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一个演出所谓“文明戏”的热潮，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体成立达十几个，演出剧目上百个，从业人员近千人。1914年是中国旧历的甲寅年，因文明戏演出十分热闹，故被称为“甲寅中兴”。因文明戏演出的多是所谓家庭戏，从业者只顾赚钱，执意媚俗，展示家庭的丑恶，把表演粗疏，多采取幕表制演出方式，致使文明戏走向衰落，成了“恶俗”、“堕落”的代名词。
在文明戏误入歧途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因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把学生演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鼓励学生演出“新剧”，并成立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1892－1957）自美国学成归来，他将在美国所学到的西方现代演剧的经验和知识，全部用于指导南开新剧团。他们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获得了社会好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把从西方引进的新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为“戏剧”，《新青年》曾经出版过“戏剧专号”，1921年，茅盾、汪优游等人曾发起组织民众戏剧社，他们还出版了6期《戏剧杂志》，20年代，田汉、洪深等开始登上剧坛，田汉以自己的戏剧创作确立了中国现代的戏剧文学的历史价值，洪深则建立了现代导演制。在整个20年代，“戏剧”这个称谓基本等同于后来的“话剧”。
1928年4月，在一次上海戏剧同仁的聚会上，洪深提议，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以统一有关这个新的艺术形式的多种不同称谓，并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以独立的艺术品格和崭新姿态屹立于中国艺坛。洪深解释说，“话剧是用那成片段的，剧中人的谈话所组成的戏剧”，“话剧的生命就是对话”，洪深的提议得到了欧阳予倩、田汉等人的一致赞同，从此，这种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了自己的新的固定的命名，“话剧”名称一直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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