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许多人都大跌眼镜，因为对之知之甚少。尽管如此，倒也不必耿介，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不爱垂青中国作家，为何对中国文学实绩视而不见？
既然是西方人设立的国际性奖项，难免会注重欧洲的视角与趣味。就连同属西方世界的美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太欧洲中心主义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设立一个奖，
自然也难免会觉得，大中华文化圈的作者更亲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自1901年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获得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无论人们如何去指责它的有失公允，但都否认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程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种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它可能没有涵盖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但绝大多数获奖者是当之无愧的。
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同于我们的电影百花奖的大众评选，而是欧洲学者参与的精英评选。所以，是否为大众所知，从来就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考虑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大部分获奖者，均不为许多人所知。有的学者还指出，国内一些专家都不熟悉赫塔·米勒，也源于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太过集中于欧美大国大作家，而忽视了东欧这片文学的沃土。相反，正是由于诺贝尔奖的巨大影响力，让世界读者对一些默默工作的优秀作家燃起了热情，增进了认知，促进了交流。
诺贝尔文学奖是国际精英文化的一种游戏规则，好比国际大众文化领域的奥斯卡奖。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它肯定是会倾向于规则制定者的。要么不去玩，或另起炉灶，要么积极参与，分一杯羹。但大可不必一定是“舍我其谁”，否则就心存腹诽，自然逃不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嫌。正如一些作家所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十几个以读书为业的欧洲老头，在一堆作品中给大家推荐他们喜欢的几部作品。这些作品，肯定不会是很差的，当然，它也不值得一个民族以之为目标去追求。毕竟，它也不过是一块奖牌，没有人天天挂着它出门。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颇具世界性影响的奖项，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我们不妨将之作为一个参照系，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考量得失。
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于20世纪初。这个世纪被史学家认为充斥着战争和杀戮的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最为恐怖和最为野蛮的100年。所以，在西方，文学被认为是神学退场之后人类道德底线的全面防护，是对人类内心原罪与原欲进行救赎的诺亚方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要鼓励理想主义的创作、对社会压制人性的批判、对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关注。
翻开近些年的获奖作品，无不表现政治、种族、民族、性别、身份认同等现代性内容，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为移民、流浪汉，或者来自弱小国家弱小民族。他们大都以别样的文化经验和视角，穿透性的精神力量，优美精巧的构思，获得世界性的认同。李敖先生曾笑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颁发给叛国者。话有点夸张，但的确道出了诺贝尔文学奖所导引的，正是文学与制度、社会对抗与和解的功能。
扪心自问，中国当代许多文学作品，是否果真能达到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的这些标准呢？这一点，鲁迅倒是很清醒。早在上世纪，就拒绝了提名的好意：“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文化不断大发展大繁荣的强盛中国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这项国际化的荣誉，得不到，没什么大不了，但未尝不是一种遗憾。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的创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作品从技法来说，完全可以获奖，许多作品也不乏俯首底层的人文情怀，而唯独缺少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力量。
相比于鲁迅的清醒与虚心，今天中国文学与舆论，或许更需要沉潜与努力。相比于参与游戏规则或者自绝于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坚守理想，埋头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认真积蓄精神力量，传达本土深邃的文学经验与世界性的关怀，避免在“身体写作”、“犬儒写作”、“市场化写作”盛行的大氛围中，暗自纠结，丧失理想，走向迷失。
果真如此，则一切终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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