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里，忙碌了一年，冬季应该是分享果实的季节，喜庆的季节，祥和的季节，也是消费最旺盛的季节，包括文化消费。元宵节一过，不论城市农村，学生上学，工人上班，农民回到土地，干部、知识分子也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一年之计在于春，所有的人都在为新的一年做着打算。这种以年（农历）为周期的劳动与消费、休闲娱乐的习惯，以及相关的文化、风俗，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存在的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即便我们已经跨入新的世纪，有的城市和地区已经相当程度地现代化了，但我们依然时时刻刻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双重历法：公历和农历。我们有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而同样也过着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腊八、春节和元宵节。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从腊八节开始，到元宵节结束，这一个多月，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受重视的一段时间。岁末年初，元旦、春节和元宵这三个节日几乎联在了一起，中国人进入了休整期。即使不是农民，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也进入了心理休整期。这段时间，也是中国人最舍得花钱的一段时间。杨白劳家再穷，喜儿的二尺红头绳也要扎起来。这期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可供开发的文化消费市场。
贺岁在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中国人过年追求喜庆、吉祥的心态有增无减，即便是在洋节日不断入侵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过年肯定要有娱乐休闲项目，古典戏曲、皮影戏、花鼓戏、二人转等等传统的文化娱乐品种，对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来说，已经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了；庙会不是哪里都有，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逛的。那么，看贺岁电影无疑是很好的、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之一了。
十几年前，中国的电影人还没有注意到元旦、春节这一贺岁档的商业价值。1995年，《红番区》作为第一部贺岁片被引进到内地市场。起初的营销策略是依靠成龙的知名度，而不是贺岁概念。当时每逢过年，从大年三十下午到初二、初三，国内各大城市的电影院都是关门停业的，都以为过年没有人看电影。据说当初提出春节上映《红番区》，不少影院工作人员很生气，说过年也要他们加班。但那些天火爆的票房马上平息了他们的怨气。仅贺岁档，《红番区》就入账3500万。
“贺岁片”的概念是由香港传入内地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年末，香港的一些演艺明星都会自发地凑到一起，不计片酬地拍几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影片献给观众。这些贺岁片大多以喜庆为主，例如《大富之家》、《八星报喜》，《花田喜事》等等。片名透着喜庆，影片的风格也绝对喜庆，不但色彩是以大红大绿为主色调，剧情以及演员阵容更是以热闹为主。香港贺岁片从故事到形式都颇为夸张地透着喜庆意味，这相当程度地符合了华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
自《红番区》在贺岁档上映取得丰厚的票房后，贺岁档的成色才逐渐被内地电影人看好。内地贺岁电影的发展是从认识贺岁档开始的。贺岁电影的开发也是内地电影走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他们终于懂得了从市场规律入手，按照需要投产。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997年末，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在贺岁档上映，成为内地第一部贺岁电影。《甲方乙方》一上映就火，回报丰厚。此后，在中国内地，贺岁片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更多的知名导演像张艺谋、陈凯歌等也纷纷加入到分享利润的行列之中。
可以说，冯小刚是内地贺岁片市场发展最有力的推手。这不仅仅是他第一个在内地推出了国产贺岁片，而且在于他十几年来，在内地贺岁片市场持续蹿升的人气，以及他在观众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平民导演的地位。与葛优十几年稳定的合作，也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每年，贺岁片冯小刚、葛优的表现，春晚赵本山的表现，成为内地两大文化产品中最值得期待的谜底。葛优和赵本山有共同的特点：参演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平民化、艺术语言平民化、表现方式平民化，都其貌不扬，却睿智幽默，具有亲和力。自《甲方乙方》推出后，冯小刚就渐入佳境，成为内地贺岁片市场的风云人物。他的成长与内地逐步形成的、在岁末年初看贺岁片的公众文化消费习惯是同步的。以他为首的中国内地电影人和商业资本培养了公众的这一消费习惯，推进了贺岁片市场的繁荣，同样，这一市场的繁荣也让冯小刚们更加如鱼得水。
冯小刚或者说贺岁片能在中国电影市场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是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密不可分的。贺岁片看的是戏，不热闹不成戏。就像过去中国人看皮影戏、观花灯，就是想将自己融入到浓郁的节日喜庆氛围之中，放松一下自己。忙了一年，这个时候悠闲一点，做点轻松又不费脑筋的事情最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热闹好看由此成为评价贺岁片的重要标准之一，这就决定了贺岁片的风格：轻松、幽默，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因此，贺岁片多是娱乐性、消遣性较强的喜剧片和动作片。悲剧不行，悲剧就是不服从贺岁的大局。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喜欢喜剧不喜欢悲剧。这种喜好不仅是受到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也贴合了元旦、春节期间的节日气氛和老百姓的美好愿望。而电影作为当下一种主流的文化产品，也同样有主旋律、大众和精英之分。显然，主旋律题材电影和艺术电影不适合作为贺岁电影推出。我们无需要求贺岁片的艺术高度、思想高度或者文化品级。只要老百姓看得高兴、受到最大多数观众的好评就行，观众满意，才能赚得最多的票房。当然，在老百姓满意的前提下，能够艺术一点地贺岁，那就更好了。
这几年，每当贺岁档期来临之际，对贺岁电影的炒作都是全方位的，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以及都市随处可见的POP广告，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反正只要你不是一个信息闭塞的人，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类广告的影响。在这些吆喝声中，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令观众满意的。装模作样糊弄人、不知所云的片子也有不少。也是打出“贺岁”的牌子，其实并不具备贺岁的品质。有的片子观众一从影院出来就大呼上当。好在贺岁片市场是一个纯粹商业化的市场，识趣的电影人一看观众脸色不对，也大多老老实实地回去做基本功了。
2009年贺岁档期的影片比前两年多出一倍有余。这些贺岁片也大多是主打喜剧牌。2008年，中国乃至世界灾难频发，比如雪灾、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等等，贺岁电影的喜剧效果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女人不坏》、《非诚勿扰》、《爱情左灯右行》、《桃花运》、《家有喜事2009》都致力于让观众在电影院里放松心情、欢笑无忧。就2009年的贺岁片而言，最名利双收的莫过于《非诚勿扰》了。如果说《非诚勿扰》有多高的艺术价值，那就错了。冯小刚善于以情节游戏、语言游戏及叙事结构游戏来进行电影的喜剧叙述。但这并不能掩盖《非诚勿扰》的一些瑕疵。比如在北海道的一些场景：进寺院拜佛却遇到当地居民举行丧事仪式，在路边教堂做忏悔等等，这些都是游离于主题的片段，显得牵强生硬，让人感觉是导演为了增加笑料而“做”进去的、类似相声里的“包袱”。但观众是宽厚的，只要你认真对待他们，只要影片总体来说还不错。从本质上看，冯小刚的贺岁片里经常有对现实生活认真把握后的巧妙抒怀，他利用喜剧玩笑的方式展览生活中的尴尬和不如意，却又有讽刺和揶揄的力量，比如《非诚勿扰》中不时出现对投机商的奚落、对经济形式的美好展望、对股市的调侃等等情节，都会让观众会心一笑，舒缓他们的压力和紧张的情绪。像这样的贺岁电影取得了好的票房，又能让观众叫好，绝对不是偶然。
贺岁电影以现代的技术和艺术形式为载体，它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满足了中国人的年节文化需求。过年了，中国人除了购物、吃大餐，穿新衣、走亲戚，还可以看贺岁片感受喜庆气氛，充实年节生活。可以预见的是，在元旦和春节这一时段，走进影院，看场电影，放松心情，图个乐和，将在很长一段时期依然是老百姓乐于接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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