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哪一届两会，像今年这样异口同声地讨论“经济”、“民生”。更没有哪一届两会，像今年这样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热切瞩目与期许。不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盼望着这一场中国最高
权力机关与最高政治级别的两会，能带给世界经济“春的气息”。
在短短几天的会程里，代表、委员和记者们就中国最热、最新、最广的话题进行了一次最密集的接触。各种信息、观点迸发与交融的两会，在记者眼中，可谓一场思想的“盛宴”。代表、委员们为国事激辩，记者们疯狂工作的一幕幕，也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两会前，我们带着“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与忧虑，从天南地北将目光投向北京；两会后，“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的决心与信心，则已在每个人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有了这份必胜的信念，我坚信中国的明天必定是光明而灿烂的。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亚萍集团董事长陆亚萍：“全社会都应关注女大学生创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一把剪刀、一条皮尺、10元的本钱开始创业，到现在成为中国的“花布大王”，企业吸纳了4000多名女大学生和下岗、无业女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亚萍集团董事长陆亚萍心中颇多感悟：“自主创业使女性人生更加精彩。”
今年两会上，陆亚萍代表带来了《关于全社会都要关注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议案。希望有关部门能更加关心、支持女大学生创业，为她们搭建起一个创业平台。“中国妇女勤劳、智慧，靠拼搏奋斗，一定能自信、自强、自立，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快乐。”她说。
陆亚萍现在是全国妇联认定的“女大学生创业导师”。她告诉记者，“女大学生创业是妇联推出的‘全国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导师行动’的主题，就是发动全社会力量，给女大学生创业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女大学生能按心愿就业，择时创业，得到社会的认可。”
3月7日，在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会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各个时期杰出妇女代表以及港澳台妇女代表，并与她们合影留念。作为江苏惟一一名参会代表，来自南通的陆亚萍荣幸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陆亚萍握着胡锦涛的手说：“祝总书记身体健康。”胡锦涛笑着回答：“祝你们事业发展得更好，更加美丽。”吴邦国委员长与陆亚萍握手时，问：“你是哪里人啊？”陆亚萍说：“我是江苏南通人。”吴邦国：“你能把事业做得这么成功，不容易，不简单。”
合影留念后，陆亚萍激动地说：“能够参加这次大会，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同时对女性自尊、自信、自强更有信心了。”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广东能够取得在全国排头兵的位置，今后要继续保持这样一个位置，我觉得就是十六个字——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脚踏实地、真抓实干。”
对于记者提出的广东省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汪洋并没有回避。“收入差距大，在广东这样一个先富起来的省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是由于地域、历史以及自然条件制约等等原因形成的。”汪洋表示，改变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是历届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过去，为了缩小差距就采取过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刺激粤东西北比较贫困县加快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增长，在财政上给予了一定的扶持政策，所以，这些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开始得到控制。
汪洋指出，在党的十七大以后，广东省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实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就是减少广东区域发展和收入发展差距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与双转移并行的，还有“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举措。我们想通过３年的努力，解决广东绝对贫困人群的问题。“我相信通过这些举措，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广东区域发展差距，收入发展差距问题，可能会逐步有所缓解。”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 徐守盛：“区域发展战略和转变发展方式，就甘肃而言，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甘肃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关联度低，高消耗、高污染的问题相当突出，这种发展方式不转变，最终将难以为继。甘肃积极谋划制定出台的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提出的。
徐守盛说，去年以来甘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精彩频现，比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的出台等。徐守盛重点向记者介绍了去年十月底甘肃省委十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的“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甘肃本土区域发展战略。
“当然，转变发展方式不是靠提一些口号、拿出一些方案就能实现的，而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作为保障”，徐守盛认为，转变发展方式要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来引导，要靠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来保证，要靠资本运作、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来支撑，要靠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来落实。#p#副标题#e#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我建议，取消经适房和限价房。”张育彪疾呼，政府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是相当危险的。
张育彪认为，国家大量建设经济适用房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在经济适用房上还存在诸多不公平和暗箱操作的情况。他认为，国家最应照顾的是困难群众家庭，而不是中低收入家庭。对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政府应该以建设大量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来解决。与此同时，他建议取消个别城市推出的限价房。张育彪说，政府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是相当危险的，“规模大了，很可能产生泡沫经济。”
张育彪还认为，当前在全国实施12年免费义务教育，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阶段非常迫切，时机已经成熟，国力能够承受。
张育彪建议将实施12年义务教育写入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将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提升至4%，未来几年内争取提升至5%，为实施12年免费义务教育提供财政支持，高中免费教育率先在农村地区和农村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中推行；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朱清时身上凝聚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史上的两个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和南方科技大学。前者将使数十万高校行政人员陆续摘掉“官帽”，而后者一开大陆高校新风，有望成为钱学森先生所期望的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小规模高质量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这位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在一开始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去年9月被全球遴选为南方科大创校校长，骑“虎”“南下”来到深圳，走上了中国高教改革的最前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成了两会期间媒体的关注焦点。
日前开始征集民意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让朱清时感到振奋。《纲要》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其理念恰好与之符合。
朱清时对记者说，看到高校去行政化成了国家意志，“感到很满意”，说明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在他的理想中，大学是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地方，管理工作岗位不应设行政级别。“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他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会导致学术衰退。“都去追求行政权力，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恒和集团董事会主席颜延龄:“要把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颜延龄说，要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限制，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使民营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制定并颁布《民营企业投资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法》、《民营企业投资产业目录》。颜延龄还建议，拓宽民营经济融资渠道。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转变政府职能，简化对一般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允许发展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疏通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改制直接融资，对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型新兴企业的融资问题。建立多元化的资本市场融资机制。此外，要完善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同时提高民营经济的自身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贤义：“发展国家振兴民族，教育就要走在前面。”李贤义说，做人要讲究务实真善，多做善事回报社会。人与人之间要讲究诚信，要注重公益文明，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从小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进步技能，以人为本。针对中小企业，李贤义委员表示，对员工一定要做到关心善待，这样员工才会把本职工作做好。
李贤义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国家高速发展最必须的基石，特别是在深圳这个以高科技行业为主业的新兴城市，提高全民素质，是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李贤义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夫家庭，因为糊口所迫，15岁的时候就辍学，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直到现在，他都心存遗憾，因此特别关注那些因家庭贫困而丧失读书机会的孩子。“抓教育，刻不容缓，助教育，义不容辞。”李贤义说，一个人之所以称之为社会的人，就是由于他有社会属性，也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的经济状况暂时还不可能令教育系统十分完善，所以每一个有一定能力、有责任感的人们，都应该勇于站出来，承担起这种责任，用社会的气力，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p#副标题#e#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凤琦：“食品安全细节决定成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这句话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赵凤琦说，“食品安全必须从源头抓起，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细节，安全都是一句空话。”
赵凤琦认为，食品安全的第一个环节在田间地头，要加强对农药残留的检测以及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同时食品加工过程中要注重容器的科学使用，此外还要注重食品流通环节。赵凤琦提出，国家不仅要处罚已经造成危害的行为，还要处罚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并修改相关法律规定。“现在造假酒的，如果没有造成伤亡，一次案值不超过5万元的，基本就是罚款了事，这种处罚太轻了。”
赵凤琦说，构建更好的食品安全环境，必须提高全民族防假、拒假、打假的意识。“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诚信度和国民素质，关系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参事马虎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本质、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种特点和优势，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层面说，集中地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紧密结合；从我国的政党体制层面说，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体制，集中地体现为既坚持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又确认和保证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和作用；从我国的政治运行机制层面说，集中地体现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
一年一度，“两会”同时举行，通过人大和政协组织上的紧密结合，实现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功能与人大的立法和决策功能的紧密结合，既能充分发挥人大的民主立法和决策功能，又能有效地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功能。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能够有力地保证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促进和保证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证券学会会长、恒丰证券董事长张华峰：希望商务部在CEPA 7之中，加入香港券商可以在广东省先行先试推广香港业务的条文。
张华峰说：“我们中小证券商已到了生死存亡阶段，本地业务不断被登陆香港的内地证券商蚕食，我们要北上求生，又被香港证监搏手搏脚，我们在内地一旦被查到有开户文件，便会被港证监罚款甚至谴责。”
张华峰说，“现时所谓加强香港与内地金融合作，甚么ETF、CDR或者QFII之类，只有国际大行可以参与，我们中小型经纪无从加入，如果要我们生存，必须给予我们北上求生的空间。”他说CEPA 6容许港券商与内地券商合资开设咨询公司，但不能开户及接单的话，香港券商便是“有出无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样更难生存。
他续称，温家宝总理希望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试验田，CEPA 6也容许港商在广东“先行先试”他认为应该给予港券商更大的空间在广东营运。
张华峰续称，近年已有数百名内地人士考取香港的经纪牌照，为各家券商服务，但港证监不容许他们在内地揽客，令这些内地人才失去最大优势；最近香港证监会更有非常不合理的新安排，内地持有香港经纪牌照人士，如果从甲证券公司转职至乙证券公司，证监会不批准“转牌”。“港证监这样做，只是逼这些内地人士转为地下，这样对于投资者更没有保证，对整体行业发展没有好处。”#p#副标题#e#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屠杰：“抵制商品过度包装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屠杰向记者表示，目前，商品过度包装依然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社会应抵制商品过度包装行为。屠杰说：“我国有关部门虽然对商品过度包装进行了限制，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一些商家为谋取高额利润，依然在生产销售过度包装的商品。”他认为，商品过度包装助长了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尤其在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抵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利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屠杰建议，尽快制定切合实际的商品包装标准，加强对商品过度包装行为的治理和整顿；积极引导企业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不生产、不采购、不销售过度包装商品，鼓励企业对商品进行“绿色包装”；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商品过度包装行为的监督检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我们建议中央考虑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在‘十二五’规划中为香港未来的发展作出长远规划和定位。”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向记者介绍上述提案的核心内容。
蔡冠深最关心的是，香港如何对接内地，融入珠三角，并与上海错位竞争。在这份提案提出之前，今年1月，上海公布的GDP数据或许让香港有危机感。去年，香港当地GDP萎缩2.7％，总值为2107亿美元，而上海去年的GDP却增长8.2％，总值达2183亿美元，上海经济规模首度超越香港。
国务院此前已经通过决定，未来十年将把上海建成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少香港人士担心香港的地位会因此改变。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如何与上海错位发展、合作共赢，值得深入探讨，早作规划部署。”蔡冠深对本刊记者说。香港人越来越认识到融入内地的必要性，而争取将自己纳入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就是一个契机。
“对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形势，有一些人比较悲观的，但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央继续支持香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蔡冠深说。他建议，中央可以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香港在国家未来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给予更清晰、更具体的规划，并从政策上给予有利支持，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江苏富安茧丝绸公司董事长卢克松：“我从农民中来，为农民建言。”卢克松说，“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代表，农民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有责任反映农民的心声和愿望，以促进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卢克松是江苏富安茧丝绸公司的当家人。从蚕农到高级农艺师，再到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再到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正是带领农民致富这份信念让他一路走到今天。尽快使农村富裕、农民增收，是卢克松的最大愿望。“近些年，我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但相对于城镇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城乡发展差距依然存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谈到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卢克松略显激动地对记者说，“在这场金融危机风暴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所受到的冲击不容忽视。其中贷款难就是制约中小企业冲破金融危机、更好发展的一个关卡，希望各级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这将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利益。”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应尽快出台拉动民间投资政策。”傅军认为，因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去年的4万亿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傅军说，长期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了，所以现在要有新的动力，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地发展，只有拉动民间的投资，激活民间的那种创业、创造财富的这种积极性，这个才能够产生内在的动力，才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地增长。
民间的资金不容忽视，单看储蓄都几十万亿，所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力量。但是民间的投资要有积极性，还要靠国家有一系列的政策，因为民间的投资怎么去拉动，怎么去引导，还是要有政策作为支撑的。比如说放宽投资领域，比如说进一步营造那种创造财富的氛围，比如说让老百姓投资有更多好的机会，进一步放宽证券市场，使投资能够多样化，让老百姓的投资能够赚到钱。#p#副标题#e#
全国政协委员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卞志良：“体育也应该下乡。现在很多农村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喝酒，想运动也没有个场所，我看应该来个‘体育’下乡！”参加全国“两会”的卞志良委员认为应该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性体育运动。
目前我国农村体育仍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农民群众的体育意识不够，体育参与活动还很低。卞志良说：“长期以来一直形成重城市轻农村的观念，如多年来我们所提的‘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唯独没有‘体育’下乡。许多人一直把体育当成运动员的专利，当做城里人的专利，政府在决策上缺乏正确的引导，以至形成城市农村体育运动严重失衡的现实。很多农村由于经济基础较弱，没有经济实体，依靠自身力量兴办体育活动比较困难。
由于乡镇都没有一定的体育组织机构，在农村更谈不上有组织和相应的管理人员，体育工作在农村就没有相应的支撑点，体育活动在这里便成了盲点。”“国家应将家电下乡的政府补贴政策扩展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体育场地建设和体育用品的购买上，使我国9亿农民能够像城里人一样进行身体锻炼，加强身体素质。让全民健身事业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火起来。”卞志良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征：“金融危机已经走远。”王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危机已经走远了。他甚至引用了一句古诗来证明他的观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征在今年两会上建议，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要改变目前以政府为主体的发展现状，民间资本应该成为主导。中国需要对现有的文化进行重新包装。中国并不缺乏对文化产业发展有兴趣的资金。
王征称，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欧美和日本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从全世界的文化产业总量来看，中国文化产业总值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几。而全球最大的文化产业大国美国，则占据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多；欧洲排名第二，占据了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多；而整个亚洲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而其中百分之九又来自于日本。可想而知，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全球的份量还是非常小的。”
王征出身名门之后，作为近代上海第一豪门盛氏家族第四代成员、“中国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曾孙。日前媒体传出，他用25亿元买下香港亚洲电视52%股份的消息。
全国政协开幕会后的采访中，王征也表示，在执掌亚视大计后，他的目标是把亚视打造成亚洲CNN，将这个历史上首个华人电视台，变身面向外国人为主的英文电视台，让英语用户更深入认识中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海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周安达源：“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国家应建农民工权益保障应急资金。”周安达源说，近一年来，农民工工作虽然取得初步成效，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有些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包括: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劳动关系亟待规范；工伤、医疗保险扩面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以及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差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善，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性矛盾仍很突出。因此，他建议，国家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应急资金，省、市、县三级政府通过各地农民工工作协调机构开设专户，资金实行属地管理，按照省级统计部门年度公报公布的在城镇用人单位就业的农民工数量的10%，以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确定应急资金总额。应急资金由国家、省和市、县四级政府分别以“两个30%”和“两个20%”的比例,注入筹资额作为启动资金，专项资助拖欠工资、回家返乡、工伤救济等方面的困难农民工。
全国人大代表、金侨置业集团董事长任玉奇：“要让物业管理规范化。”任玉奇说，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深入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物业管理行业迅速崛起并获得长足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物业管理企业已超过三万家，从业人员达到300多万人，国内行业产值达数百亿元，并以每年20%以上的幅度递增，超过六亿城市居民居住在物业小区内。而且，物业管理领域已从单一类型物业到基本覆盖不动产管理的所有领域。
任玉奇说，然而，与快速发展的物业管理相比，本应作为指导和规范物业管理实践行为的法律法规却长期处于真空状态，立法工作直到近年来才着手进行，远远滞后于实践。在对几个省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任玉奇还征集房地局、街道办事处、社区和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业主、物业租赁户的意见，然后对这些意见和建议予以综合整理，草拟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法＞的草案，并提交两会，以促进物业管理规范发展。#p#副标题#e#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请大家不要一毕业就创业。”俞敏洪认为，面对大学生工作难，就拼命鼓励在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就去创业去，而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大学刚毕业时积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力，人生经验，对于行业的了解、容忍度等等对于创业都是远远不够的。不经过工作岗位积累足够社会经验而在去直接面对现在创业的环境很难成功的。
俞敏洪同时用自己的经历做说明：“我在北大干了6—7年，又在培训机构呆了2年，这个时候我认为，既懂得了正规的教育，又懂得了培训教育，重新创业才成功了”。
俞敏洪说，这意味着，尽可能给孩子们一个沉静的心态学习，并且让他们了解社会，给他们一个勇敢的心走上社会去创业，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时机。有时候不仅仅是时间问题，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叫TIME，就是时间；另外一个词就是时机。什么时机进入能够成功，打仗的时候，早上打会成功还是晚上打会成功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认为不要盲目地鼓励创业，但是应该支持创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认为人生一辈子不创一次业一定是一个遗憾。
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首善”陈光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陈光标说，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首善”陈光标建议，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让农民和农民工真正得利。
陈光标认为，长期以户籍等手段分割了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收入。另外，在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力成本。我国再分配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对高收入者、高污染行业要通过实施具有调节功能的税种减小收入差距。
陈光标建议：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逐步向劳动者倾斜，政府应当运用财税等措施，切实扭转初次分配中资产所有者所得较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逐步提高农民工劳动性收入。完善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的法律保护，严格执行已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洲：“大力支持成都经济区发展。”王东洲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成都经济区是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最强、辐射带动面最广的区域。加快成都经济区跨越式发展，对于推动四川和整个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有重要意义。”王东洲提出，将成都经济区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重点支持。
王东洲建议，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将成都经济区定位为国家新的重要增长极，突出成都经济区在引领西部、支撑全局、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上的战略作用，支持成都都市圈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将成都第二机场项目列入《中国民用航空“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大对成都经济区轨道交通建设支持力度。
王东洲还提议，将成都建设成为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基地，将成都纳入全国大气环境治理试点城市，列入全国低碳经济发展试点城市，整体纳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增列为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示范城市。
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刘艺良：“珠澳合作珠海作为地级市力有不逮 建议广东充分授权珠海。”刘艺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大趋势，粤港澳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合作关系，特别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后，三地间的合作更是日益紧密，粤港和粤澳之间，目前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高层联席会议。”刘艺良认为，光靠每年一刘艺良说次的联席会议是不够的，而“应该建立更紧密的长效机制，使这种联席会议常规化”。
“另一方面，三地间的沟通还需要进一步细致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合作效率。”刘艺良举例说，由于澳门在陆路上与珠海相连，所以粤澳合作中最直接的就是珠澳合作。但珠海作为地级市，在很多具体合作事项上力有不逮，现阶段珠澳合作只能无奈地在粤澳合作的大框架下以“兜圈子”的方式进行，造成诸多不便。为此，他建议：“如果广东省能充分授权珠海，使珠澳间得以用专项合作小组的形式直接进行沟通与合作，那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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