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热点之医疗改革
在医疗卫生领域，民生现状的改善，有目共睹。2010年，中国新医改进入了全面攻坚。其实，有关医改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可行、各项政策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是公众对医改
能否彻底解决“看病贵”的关心。
“药事服务费”能否遏制“以药养医”
对于近几年愈演愈烈的“看病贵”，无论是官方、业界还是普通公众都不约而同地归罪为“以药养医”，于是在去年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变过去允许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取消药品加成销售模式，实现医药分家；前不久刚刚出台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更是特别提出了增设“药事服务费”这一新的诊疗收费项目。
事实上，近几年花费上千元治一个小感冒的例子早就不足为奇，于是，就催生出了一个个屡禁不止的“黑诊所”和一件件因为看不起病所发生的凄惨故事。于是，无论是取消“药品加成”还是增设“药事服务费”，中国官方的出发点都是要遏制现在倍遭诟病的“大处方”和令人咂舌的医疗费用。
然而，从去年改革方案出台至今，取消“药品加成”和增设“药事服务费”就一直受到各方的质疑和猜测。公众普遍担心“药事服务费”变成医院的又一个创收途径，“不必要”治疗会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发问：“今后发烧去医院，会不会半小时测15次体温，然后被收取药事服务费呀？”
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就明确指出，用药事服务费来取代药品加成，不是很好的办法，搞不好就是换汤不换药。一方面把药物加成取消，降低药费；但另一面却提高医疗技术服务费，这样综合起来的结果能否最终使老百姓看病减轻负担，目前还要打个问号。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吕爱平也表示，很难说药品零加成就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医疗保障和其他配套设施一起才行。
面对怀疑，中国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药事费”不是改头换面收费，目前社会上的颇多疑议，都是对药事费定义不清的误读。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更是明确强调，“药事服务费”不会增加群众负担，卫生部将对过去几年来中国医疗技术服务的费用进行评估，科学确定标准，而且具体价格将进行听证。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改善医患关系。”可见，未来一年医改大势的发展，取决于“药事服务费”怎样收、收多少。怎样让患者真正享受实惠、让医护人员利益得到保证，多说无益，公众要的只是一个结果。
扭转“以药养医”是否就是“损医利患”
一方面，是公众对医院逐利造成的“看病贵”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也叫苦连天。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尹佳表示，“中国医生有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绝大部分医生是辛苦、清贫的，而且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年轻医生尤其如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王天佑自曝年薪仅为美国同行的1/140，佐证医务人员并不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富得流油”。
众多医务工作者对于取消药品加成、降低检查费用都表示忐忑，担心药品、检查费用降下来，而医生的服务费没有提高，那么患者还没享受到低价医疗，医生和医院就先“阵亡”了。而日前，北京市八家重点医院的核算显示，在20000多个收费项目里，有57%是亏损的，有43%是盈利的。结论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卖药挣钱。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认为，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不是要回到过去“干多干少—个样、干好干坏—个样”的老路上去，而是要用动态的考评机制来管理医务人员，将群众满意度同医务人员的收入挂钩。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则明确表示，医改必须获得中国600万医务人员的认同，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让医务人员在问诊、断病、手术治疗、护理等方面的技术性劳动，得到合理的价值体现，合理的酬劳。
对于改革的最终结果，尹佳的想法恐怕代表了广大一线医护人员，她希望通过改革，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因为医生是需要有一个优越物质生活的职业，然而，“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医生的劳动，这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实际的东西。”#p#副标题#e#
“医药分家”能否缓解看病贵
就在官方频出重拳迫使“医药分家”引来叫好声一片的同时，也有人对“医药分家”提出质疑。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青州尧王制药总经理宗立成认为医改的核心“医药分家”从根本上就是荒唐的，不切实际。因为此举增加了药品流中间环节，企业回龙资金更没保障，这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宗立成甚至断言：“医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国人民的悲剧！”
面对这个一经提出就广受关注的质疑，卫生部长陈竺回应称，“医药分开，讲的是医药领域的购销与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分开，并不是把医生和药品分开，这是不可能的。”同时透露，5年之内中国应该能建起四大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未来还将加上耗材供应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温建民委员表示，医药分家不一定增加看病费用，因为药是药剂科的事，再则医生看病不是人人开处方，所以不—定会增加看病费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则认为，随着基本药物政策的推行,今后药品价格将会趋于合理化，因为药价高主要在于流通环节。高春芳同时建议，全国统一发布药品出厂价，并在东西南北中建立药品大市场，医院直接采购，这样不仅能省略中间流通环节，还能把好药品质量关。
医改降低医药费的效果是否显现
从去年4月颁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至今，新医改已经推行近一年，而一年后的今天，“看病贵”是否得到缓解恐怕最能反映改革的成绩。
3月8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表示，医改启动一年以来，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的问题，也就是说“看病贵”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陈竺说，医改启动一年来，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目前“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8.33亿，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13元，去年一年，有7.59亿人次的农民通过新农合得到了补偿。
与官方的观点相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钟焕清直言，目前降低医药费用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钟焕清说，虽然合作医疗、医保解决很大问题，但是老百姓住院还要掏一部分钱，而“医疗费用降不低，群众看病还是有点吃力。”
来自宁波市的政协委员李立新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与监督上，他认为，部分地区基本药物“降价死”和降价药“换马甲”重新上市的现象，使得大家还是感觉“看不起病”。李立新进一步建议，“基本药物如果只强调价廉，降价死就不可避免。要综合考虑，并且定期调整更新。”同时，加强监管也很重要，例如，可以明确提出患者具有举报医院不进基本药物、医生拒开基本药物等违规现象的权利等。
其实，对于广大公众而言，用一些“数据性”的成就证明“看病贵”得到缓解实在没什么意义，在他们看来，证明“看病不贵”最具说服力的，无非是治疗小感冒不再动辄千八百块、生了病敢进医院，仅此而已。
新医改能否彻底解决“看病贵”
事实上，有关医改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可行、各项政策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争论，归根结底都是公众对医改能否彻底解决“看病贵”的关心。
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中国官方的回答坚定乐观，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以显著篇幅提及医改话题，而他关于“60%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其他医疗机构也要优先选用基本药物”和“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坚持基本医疗的公益性方向，控制医疗费用”的表态，更显示出中国破解“看病贵”的态度和决心。卫生部部长陈竺也表示，“既然以药补医有严重弊病，我们就要想办法改革它。”
然而，部分基层代表委员，还是对医改的前景表达出了“悲观”的情绪。作为海南最大公立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院长，政协委员王宇田就明确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疾病的深入认识，医院会使用更多的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不断推出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病人的痛苦会越来越少。但同时，也会带来高昂的医疗成本，看病会越来越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也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以药养医难根除”，因为药品加成取消之后，医院还会想方设法创收，比如，目前就已经有医院通过巧立检查名目和检查设备等方式来弥补“损失”。
对于新医改能否彻底根除“看病贵”，还有一种介于官方的“坚定派”和部分“悲观派”之间的“中立派”。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吕爱平指出，“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更何况中国在基本医疗保障投入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做根本性的改善，需要有一个时间段。”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则认为，医改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指望一年半载就能出成效，而是要用更长远的目光去看，估计“五到十年能看出眉目”。
如今中国的两会已经落幕，中国的医改也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和希望继续前行，或许改革还将激起更多的质疑和争论，如此看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所说的“今后几年，道路依然不平坦，甚至充满荆棘”更像是在说中国的医改。但是，只要坚持卫生部长陈竺在两会上表态的那样，任何利益必须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医改就一定能赢得公众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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