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一个在搜索引擎里直线上升的热词，一个引爆网民评议热潮的网络现象。然而，“犀利哥”和全国两会并不冲突。3月5日，“尊严”二字首次写进了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如何让更多“犀利哥”一样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士更有尊严成为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犀利哥”们最缺的不是钱
像“犀利哥”这样的底层公民，怎样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最缺的是什么？如何能让“程国荣”们不变成“犀利哥”？
“我不认为他最缺的是钱。”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指出，人们要纠正观念，有乞丐并不是社会不和谐的标志，全世界都有，关键是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对于“犀利哥”来说，一套虽没有型但也干干净净的衣服，一顿虽不是山珍海味却还可口的午餐，一个虽不富有却充满温暖的家似乎是他最为渴望的东西。但葛剑雄认为，“尊严”对“犀利哥”来说，除了上述之外，他还需要尊重和引导。
葛剑雄将目前生活在社会底层特别是流浪街头的人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没有工作，可能是客观上找不到，也可能是不想找；第二种，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却遇到偶然的不幸；第三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者虽然不是残障人士但也没有劳动能力；最后一种，即心智不健全的或者有精神障碍的。
“有的时候是兼而有之的，比如‘犀利哥’的例子。”葛剑雄指出，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政府都要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比如，就算他不肯干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现代社会，饭还是要给他吃的，总不能让他饿死，哪怕他懒不肯干活，也可以教育他，但不能强迫人家出去干活。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
作为社会保障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说：“我们社会保障界别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也都有一些观点，像‘犀利哥’这样的人其实也应该享受到权利，特别是生存所带来的权利，只有法律能保证，而不要简单地把它定位成一种施舍，甚至不能称之为帮助。这是我的一点反思。”
“我这个也是一条假肢啊。”朱建民拍着大腿说。他表示，自从大学毕业出现意外后，在他的创业过程中，外界的眼神以及帮助都十分重要，“人处于这个阶段，一份力所能及的帮助和一个充满善意的微笑，都是他们更需要的。”
政府要做的三件事
“我觉得政府至少应做三件事。”葛剑雄指出，除了给予类似程国荣的社会底层人士最低的生活保障之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葛剑雄说：“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些无家可归者，有的时候碰到寒潮来袭，你去帮助他，他不肯，你不能强制他，只能给他被子。有的已经冻伤了，如果你把他抬到什么地方去，有些人还要抗议，说你侵犯了他的人权，还要尊重他的人格。”他同时指出，另外有的人，你施舍他，他不接受，你就要尊重人家，用一种合适的方法，如果他有什么信仰，更要尊重他。
除了上述两条之外，葛剑雄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帮助他，帮助他也包括教育和批评，比如那些不肯干活的，可以教育他，在前面两个前提下进行。比如精神不正常的，如果他不危害大家，他不接受治疗你也没办法。但如果他有危险性，为了社会的公益，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但有一条，我也不主张随便地去给他钱，因为‘犀利哥’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一般社会配合，可以送他到救助站或者送他回家，平安的时候可以教育他、引导他。但这些人都是有原因的，当初他们出来的时候都非常值得同情，因此，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葛剑雄说。
反思
“犀利哥”的蹿红，网络功不可没，但对于网络对整个事件所起到的作用，网友们也褒贬不一。
一边是程国荣突然失踪并沦落街头，另一方面则是一些网友的“炒作”让程国荣成为网络红人，在朱建民看来，程国荣固然自身折射教育的缺失，网友的心态同样出了问题，而说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
“怎么让他们更有尊严？跟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弱势群体。我也关注到大家的心态，但目前的确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并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教育实际上能真正转变一个人的观念或者思想，这比知识更重要。真正长效的问题，还是教育问题。”朱建民指出，教育不仅仅是来自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这个环境。在这一方面程国荣和网友都需要反思。
“犀利哥”的标本价值
“犀利哥，对不起，我也转发过你的消息……”3月3日8时39分，姚晨在微博上发出消息，虽然一些网友质疑姚晨借机炒作，但更为压倒性的声音认为，大家的确应该向程国荣道歉。
“网友们在关注过程中心态的转变也十分引人深思，至少到现在，媒体没有公然地去侮辱‘犀利哥’们。可以说，这件事是具有一定标本价值的，对网络的逐渐成熟也是很有帮助的。”葛剑雄说，“程国荣需要的是安静和治疗，而在城市边缘，还有更多需要救助的人。”
全国政协委员、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也表示，针对城市流浪者现象，应该建立和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并加强对“困难群众边缘户”、“低保边缘户”的政策照顾。在农村加大低保投入，尽快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避免得大病的群众“脱贫又返贫”。为此，罗平飞呼吁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
朱建民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社会底层人员，我们国家也有很多法律法规，但实际上，一些人的生存很难保证，更别说尊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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