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连续发生的疫苗安全事件引发了信任危机，有人在网上发出《宝宝，妈妈不再带你打疫苗》的帖子得到一些家长的认同，有的甚至提出发动疫苗“拒打潮”，直接危及公共卫生防疫屏障。
“问题疫苗”拷问政府公信力
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发酵。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疫苗调查核实情况。通报称，这次媒体对山西疫苗报道所涉及的问题是三年以前的事情，目前山西省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另据报道，由卫生部派出的8人专家组已抵达山西。
如今，在疫苗事件中，山西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已失信于公众。事实上，公众对疫苗事件最关心的，不只是与疫苗安全有关的专业问题，而是这个事件背后是否存在腐败或渎职，以及当地政府能否公正处理这件事情。
从媒体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几乎与皮包公司无异，并且在其接管整个山西疫苗市场之时，根本就没有经营疫苗的资格。公众的疑惑是，如此责任重大的事项何以交到这样一家问题公司手中？当时的山西疾控中心的有关官员如果清清白白，又怎会把山西婴幼儿的生命安全视同儿戏？基于对现实的充分了解，公众的这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要回答公众的质疑，山西方面势必要对山西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做出详细的解释。
在通报会上，山西方面承认，北京华卫时代公司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但是，他们引用原来的调查结论，除了发现原山西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违规用华卫公司的风险保证金购车供自己使用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问题。但据媒体报道，栗文元已于2009年12月提前退休，并前往澳大利亚旅游，至今未归。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山西方面并未进行新的调查，而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华卫公司的负责人田建国后来神秘消失。栗文元与田建国，两位始作俑者的行踪扑朔迷离，其实就是非常可疑的线索。山西方面欲在此问题上赢得公众信任，显然需要设法找到这两位当事人，根据新线索重做调查。
除了怀疑其中有腐败的因素，公众关注的还有，山西当地政府会不会公正处理这起事件。
应该说，这次山西方面对问题疫苗事件反应迅速。山西省委、省政府看到报道后，当即责成卫生厅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有关市、县卫生部门迅速寻访媒体报道所提及的15名儿童。但在问题疫苗事件曝光当日，山西卫生厅无视报道所揭露的问题，坚称报道不实。如此武断的回应，反令公众的信任感进一步流失。更重要的是，山西方面一直到新闻发布会结束，都没有意识到行政部门的自查自纠与程序正义之间的悖论是很难克服的。
问题疫苗事件拷问的实质是政府的公信力，无论是山西方面，还是卫生部，问题疫苗的最终调查报告都要面临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对山西问题疫苗的调查过程需要透明、公开，必须要真正受到外界的监督。
在问题疫苗事件中，山西民众是最直接的利益主体，而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下，最能体现与表达山西民众利益的机构就是山西省人大。所以，问题疫苗要想赢得山西民众的信任，首先要真正发挥山西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作用。问题疫苗事关重大，山西人大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就此事展开公开质询。
另外，有关方面的调查也应主动接受媒体监督。山西方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只有短短十余分钟就草草结束，这恐怕还是有关方面对待民众和媒体的监督持有保守心态。事实上，无论山西方面是否欢迎媒体，媒体都会自觉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堵不如疏，尊重媒体采访权，进一步做到信息公开，这才是明智之举。
政府再调查难以轻易服众
2007年曾引起轰动的疫苗事件被媒体再次激活后，舆论再度升温。山西省卫生厅匆匆忙忙回应舆论质疑，以“专业检验结果”作为凭证，宣称疫苗没问题。在不能服众的情况下，山西省政府于3月26日专门成立四个调查组，进行再调查，分赴长治、晋城、吕梁、运城4个市的有关区、县，走访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问题是，再调查能不能服众？能不能让受害儿童家长满意？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此前卫生厅的调查结果不能服众。首先，该省卫生厅的调查根本没联系过部分受害儿童的家长，属于“闭门搞调查”；其次，鉴定报告是由该省疾控中心的专家完成，属于“自己调查自己”；再次，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向法院递交诉状，法院却不予受理，似有官方背后支撑的疑云；第四，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调查一天后就做出结论，轻率得令人无法相信。
再调查似乎汲取教训，从人员组成和方式上都有所改进，开始深入各区、县，同受害儿童家长直接见面；时间也延长了，不至于在一天内就做出结论。但是，调查者的姓名并没有公开，由省政府牵头仍然不能摆脱“自己调查自己”的歧路，因为卫生厅仍然属于省政府的组成部门。可以预见，调查结果很可能不会超出现有的结论：疫苗没问题，出现几例异常现象属正常现象。
对这样事关生命的重大公共事件，调查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调查者的组成、方式，还在于调查的程序。
按照国际上普遍的公开调查惯例，牵头调查的机构应该是立法机关，并任命信誉高的杰出人士负责。在调查人员组成中，有法律专家、医学专家、社会学者、媒体记者等，代表社会各方，且要公开所有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用人格担保调查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同时便于和涉事各方联络，获取各种线索。调查需要经费，由行政机关专款拨付。调查组开始调查后，要向公众公布具体的程序和大致的时间表，然后同各类人士访谈，了解事情的真相。真相调查清楚后，调查组要撰写报告，甚至是一本书的规模，其中不仅有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各类涉事人员盘根错节的关系，还有包括对相关人士的处理建议，甚至包括对法律的修改意见。政府和司法部门，根据调查结果，做出裁决。
相较而言，山西的重新调查已有相当的进步。比如，中华医学会接受山西省医学会邀请，选派了神经内科、变态反应、传染病、血液病、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和免疫规划等方面8名专家，到山西省帮助指导工作。但是，这仍没有走出医疗卫生界的圈子，调查组的社会代表性还不够，就连调查者的姓名都没公布，也没有交代大致的时间表和调查方式。也就是说，重新调查一经启动，就存在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问题。
从最新的调查进展看，凡已对遭遇疫苗异常反应的儿童，专家们的结论多是“基本正常”、“已经痊愈”，预告了疫苗不存在问题或不存在大问题的结论。回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前不久在“两会”上的发言，就更让人担忧山西省再调查或许再次不能服众。他指出，很多国产疫苗不达标，一些生产疫苗企业工艺生产技术已经落后，缺乏资金和技术去改进，监管部门缺乏对这些疫苗上市后的系统评价，严重影响预防疾病的效果。
假如山西省的再调查，不是为了渡过公关难关，而是彻查疫苗生产和使用中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应如何改进，那就该以更可信的方式进行，以更科学的态度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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