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些村民走出村庄、走进城市、直到集体下跪于市政府的大楼门口，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心路历程。毕竟，给人下跪，是对人格和尊严的致命伤害，不到万不得已，不经过痛苦的煎熬，谁会以这种人格自残的方式去求人呢？
“官员不接待”有其缘由？
集体跪求政府，是他们万般无奈之下的一种“非常”之举。问题是，村民集体跪求，就应成市长“出面接待”的理由？当然不可能。
市长没有出面，或许就有其缘由：要么工作太忙，实在脱不开身；要么事发突然，在查明真相前，不便也不能表态；要么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已督促相关部门着手查办。同时，市长不出面，不排除有意回避另种情形：百姓一下跪，市长就做主。真那样，且一旦成为惯例，政府秩序还不被打乱？还要信访局、纪检委、法院检察院干什么！
综观此事，百姓跪求是事出有因，而市长隐身当有情可原。但不管怎么样，有问题总难与地方父母官撇清关系，有问题也总得去解决。对于此千余人集体跪求政府事件，最好的态度是：不看“热闹”，看“疗效”。如果在短时间内，村民反映的问题得以查清，责任得以追究，百姓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那么，市长就是一称职的市长，相关职能部门就是能为百姓办事的部门，又何必苛求市长亲自接待呢！
“官员接待”又能如何？
其实，即便见到官员又如何？河北承德66岁的农民王秀珍，因其家中拆迁之事向政府寻求帮助，好不容易见到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史书记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河南某农民因当地政府非法征地找乡长论理，被乡长一个电话喊来警察将其送入看守所。福建南平一妇女因8岁女儿遭人强暴而一直上访，好不容易见到市委书记，即便下跪喊冤，仍被以“违反信访条例”为由拘留。
4月13日，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庄河市政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市政府正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但他拒绝透露详情。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这些村民一定满腹无奈、心酸甚至屈辱，否则不会向陌生人下跪。村民集体下跪求见市长，往往源于传统的清官情结，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义的，值得同情。下跪将评判是非的标准悬空了，给人一种误解——人家都已下跪了，你还不满足人家的要求，你还是不是人？其实，不是中国人喜欢下跪，而是不得不跪。古代常见百姓跪向官轿喊冤，若能碰到清官，的确可以伸冤。不跪就无法表达对官员的敬畏并赢得同情，也无法接近官员。#p#副标题#e#
正如村民代表孙志宏所说：“我们1000多名村民一起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我们村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我们等了很久也没见领导出来接待，大家只好面朝政府下跪。”显然，当初村民也不是想跪，只是久等无望才希图通过悲情一跪来引得清官同情。
另一方面，这与村民的善良愿望有关。这些村民善良得有些头脑简单，以为鼓足勇气的慨然一跪就能感动官员和被接待，可事实往往与之相反。要知道有些时候，有些访民满怀憧憬地来到政府办公大楼前，别说见上官员一面，没见之前就已饱受老拳，如江苏省兴化市的市民张云到市政府“反映问题”，门卫见“事情不大”便拒绝让其入内，张云还被门卫群殴一顿；一农妇在重庆市开县政府
门前，因“衣着不整”而被两名保安倒提双脚拖行数米后，扔到地上，然后用脚踢出大门。
这些村民之所以来到政府部门求助，显然是因为常规救济通道都已被堵塞，实属万般无奈；之所以下跪，也说明他们对政府抱有信任，渴望用合法且合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拒之门外只会激化矛盾，使小事变大、大事变炸，群体性事件往往就如此爆发。日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阻止合法的利益表达，则只会积聚矛盾，使社会更不稳定。因此，积极化解民怨，正确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压和瞒，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冲突。
站着的傲慢“权力仆人”
悠悠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国百姓从未停止过下跪。下跪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无奈。当伸张正义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市政府的大门不再为民敞开，这种集体下跪的“礼仪”愈发显得无奈与突兀。
历史是个淘气的花姑娘，总有权力在任意打扮，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主人给仆人下跪算得上笑话，然而，这样的笑话的确发生了，仆人不但不听主人言，还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在上的姿态，逼得一千多名主人集体屈身下跪。千人集体下跪的“盛典”在古时是专属于帝王权臣的，市长摇身一变为“帝王权臣”，与其说是历史的隐痛，不如感叹为一个时代的滑稽。
首先应当追问的是权力的等级观念。市长算得上“高官”，日理万机，怎奈一帮村民前来“捣乱”，这显然有点“大逆不道”，你们反映的事实发生在基层，基层的问题应该在基层解决，找乡长，县长即可，何须一下子蹦到市政府门槛“喊冤”？这种思维无疑是官本位土壤培育下的“权力等级”在作祟。殊不知，为民服务，体察民情的公仆义务并无严格界限和等级区分。
其次，市长玩的是权术——“选择性耳聋眼瞎”。官场是个大酱缸，懂得官场艺术的人无疑是大王。哪些人该接待，哪些人不接待，怎样去招待都有一套思路。基层群众喊腐败，无疑会被严格的等级接待屏蔽，忽略不计。若是外国友人、开发商、上级领导造访，他们敢闭门谢客才怪。
第三，我们可以假定一下：主人的一次集体跪拜被无关痛痒地蔑视，是不是从侧面表示出这类事件在当地多如牛毛吗，官吏已近乎麻木？如若不是，那么这位仆人一定是权力迷信下的走火入魔；诚如是，则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矛盾已积患渐深，亟待重新“亮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缔造者，近些年，党中央也出台多项政策倾听基层声音，推进基层民主进程，“千名干部下基层”堪称典型。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背景下，跳出这样一位玩忽职守，无所事事的市长无疑让人警醒。“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身为人民的仆人，“父母官”的群众观念如此淡薄，毫无为民服务的意识，漠视群众利益，无视群众声音，“占着茅厕不拉屎”，这样的市长不要也罢。
纵有满腔怒火，纵有口诛笔伐，舆论轰炸后冷却的情绪迫使我们追问，这样的官员还有多少？“主人下跪，仆人站着”是历史的怪象，是时代的尴尬。然而，比照自身作为扪心自问后，我们或许会嘲笑自己：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跪着生活”，腐败现象才屡禁不绝；正是我们喜欢犬儒的姿态，才给了“仆人”高高在上站着的底气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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