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
民国教育印象：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的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可梳理历史我们发现，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民国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我们想要展现的就是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去探寻“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民国办教育的哪些做法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比如说教育法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
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中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向民国教育学习是犯了“左”倾错误吗？窃以为，非也！敢于承认一切优秀的精神遗产，不仅代表着“政治正确”，更代表着大胸襟与大气度，是成熟与自信的表现。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p#副标题#e#
建国初期的大学：群体的改造，思想的归一
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到山水间放浪形骸的隐逸者，从勇攀高峰的科技精英到为民请命的思想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949年之后，曾经依附于大学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新政府的思想改造，而且在一轮院系调整中，一轮轮的反省中，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变成了臭老九。大学教育也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在反知识的年代里，大学也成了反知识的工具，这让今天空喊着大师何时到来的声音总显得苍白，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重塑大学的理念，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比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等等……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
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
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为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182所。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前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调整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12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量增加。据杨东平先生统计，“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p#副标题#e#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30—40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
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官僚（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
行”，大学教师被一个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这样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此言堪称精当。
历经文革，教育荒芜一片。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了需要抛弃的理念与主张。幸好，1977年恢复了高考，大学教育又恢复了正轨。推远了看，我们总能数落前人之不是，而又似乎可轻易认定前人之坚守与功绩。就像现在，谁都能提出几点当年教育之不是，说悔不该当初如何如何。可时至今日，并没有能完全清理当时思想与教育之积弊，而新的问题如抄袭，学术腐败，又以另外的样式让人们不安起来。也许，就像当年重新认定“知识就是力量”一样，今天，我们所做的是要恢复和完善那些有关人文理想的教育，培养出大师，而这一切当然不能靠凭空想象，更需要的是制度保障……
近三十年大学：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
1980年代大概是中国大学短暂的黄金期。理想受到尊崇，知识成为标杆，知识分子与学生积极学习西方，反思自我，介入现实。武汉大学年轻的校长刘道玉通过一系列改革成为了教育界的明星，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学校的活跃风气也足为一时之楷模。90年代急转直下的环境改变了这一切，经济上的放松与政治上的抓紧令学术界、教育界难有独立之可能，它们很快沦为附庸。到了2000年后，高等教育所有改革措施的弊端集中爆发，在这条路上，我们仿佛已经积重难返。回想对建设中国大学满怀理想的民初先贤，再四望当下，真有茫然不知何世之感。
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青年仿佛看到了自己充满希望的人生。社会逐渐解冻，物质生活尚未摆脱粗朴贫乏，青春的激情却四处洋溢。开明的环境赋予了这整整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前辈后辈全然不同的理想，他们反思传统、学习西方，他们立足当下，他们全心全力地探索现实与未来。校园中的自由风气在暌违了数十年之后竟又逐渐生成，遗憾的是，它最终也只不过是沉重历史中叫做“80年代”的那一页上的惊心一笔，在人们还没有足够认识到其可贵之前，已被匆匆地翻过去了。
80年代里，中国青年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作为民族理想的“振兴中华”、作为政治理想的“民主与法制”、作为道德理想的“精神文明”、作为生活态度的“个人奋斗”。当时的青年普遍认为：在一个美好的社会里，“知识精英”应该处于各个阶层的顶端。因此，他们一般都把“知识精英”作为自己个人发展的理想。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各种理想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尤其是对于青年的政治理想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市场经济时代的开启令人们——尤其是校园里的年轻一代，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饶有兴趣地关注、谈论政治。理想已经沉没，金钱是新的灯塔，这是独一无二的1990年代，很多人将之与前一个10年对比，以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流失，批评90年代社会的物欲横流，但若站在更广阔的历史坐标里看，90年代的种种也不过是过渡形态罢了——正如那些90年代开始实施的教育改革措施，其负面后果大致要到2000年后才集中彰显。
如今，要是称呼一个大学生为“天之骄子”，恐怕是要引来路人侧目的——他们早已泯然众人，不再是一个特殊群体，在他们像产品出厂一样被推向社会时，甚至连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都不具备。理想死了，学术脏了，自由不见了。并不是这些青年自身的过错，社会既然如此，大学又如何独善其身？时代把学子们塑造成令人尴尬的样子，指给他们一条通往房奴、车奴、失业族的道路，叫他们狼奔豕突，明明茫然无措，却又好像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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