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国进民退”一语被提得特别多。这与国企、民企受金融危机波及后不同的抵御风险能力及表现有关，更与某些企业、行业间出现的民企退出的推波助澜有关。国家统计局局长郑重其事地用数据来反驳“国进民退”说，也可见此说已经在舆论的话语权争夺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国进民退”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一顶政治帽子，谁戴上就意味着谁在开历史倒车，由此甚至还能衍生出“与民争利”、“违反宪法”等更具杀威棒效力的话语 ——在山西正进行的“煤改”中，温州煤老板利益受损，由此上演的不就是这样一幕吗？当现行的所有法律、制度通道都不足以维护自身利益时，大喊“国进民退”，总能使社会上顿生肃杀气氛，悲情四起并引来无数同情泪。
事实上，若单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本身或许并无好坏之分，但需要深究的，却是在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不自由、不公平之处。
细嚼“国进民退”一词，都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或已成对立的“争利之势”。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试图回避这一事实，那就真成了埋头于沙堆中的鸵鸟了。
□本刊编辑部策划组稿
『国进民退』观点较量
“国进民退”是近年来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它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两会”上。尽管官方的回答是永远否认存在“国进民退”。比如，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组详实的数据驳斥了“国进民退”的说法，但其他的政协委员仍然对国企进行密集炮轰。
存在“国进民退”
有没有“国进民退”？先来看赵启正所提供的这组2009年数据，它包括工业增加值、企业总资产、从业人员、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共5个方面，还是很全面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增加值方面，私企是18.7%，国企是6.9%；在企业总资产方面，私企增长20.1%，国企增长14%；在从业人数方面，私企增加 5.3%，国企增加0.8%；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私企增加18.7%，国企则降低0.2%；至于企业利润，私企增加17.4%，国企下降4.5%。
如果人们不怀疑数据本身，确实看不出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此前，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也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认为不存在“国进民退”。由此可见， “国进民退”在数据上很难成立。这个不承认不行。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对“国进民退”的印象又相当强烈呢？一种解释是，官方的判断是依据宏观数据，民间舆论更多来自微观的感受。感受自然没有数据来得客观和说服力，难怪官方能够理直气壮地对此加以否定。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政协委员，如全国政协常委、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坦承，“国进民退”个别现象确实存在，不承认这个也不对。
从数据之外判断“国进民退”
不过，纵使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它在这几年中，特别金融危机以来，的确存在，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是一种很明显的趋势。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去评判“国进民退”。数据当然是判断方式之一种，从某个角度而言，甚至是最重要的判断方式。但是，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用数据来判断有无“国进民退”，很可能会失灵，这是因为，国企的竞争力普遍不强，试图以国企创造的工业值、营业收入、就业和利润等的下降来说明不存在“国进民退”，说服力不强。
所以，除了数据外，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补充。可从以下角度去衡量“国进民退”。
一是看私企能否自由进出传统上由国企主导和垄断的行业和领域而不受非企业因素的限制，能，则表明不存在“国进民退”，不能，则表明存在“国进民退”；
二是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是否加强，加强，则表明存在“国进民退”，不加强，则表明不存在；
三是看国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是否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是，表明存在“国进民退”，不是，则表明不存在；
四是看国企是否从传统的垄断行业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以及国企集中度提高后是否对社会的总体效率和福利造成了不利影响，是，就是“国进民退”，不是，则不是。
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上述四个角度比单一的数据衡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以此观之，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存在着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虽然中国几年前就制定了一个“非公经济36条”，但私企要进入垄断国企的势力范围几无可能，相关部门通过一些实施细则的颁布，用各种显形或隐晦的规定为一些需要开放的行业和领域打造了一片“玻璃门”，看似透明，就是进不去。而金融危机以来，国家也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通过行政、资源、价格、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手段，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配置给了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并加大了对经济运行的微观干预力度。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和天量信贷，都投放到“铁、公、机”等基建中去了，而这些行业基本是由国企垄断。可以说，国企是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在金融危机中，国企到处扩张，握着大量金钱投入非自身主业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被社会诟病的央企地王。最后，国企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但它们又没有将利润回馈给国家，用于改善民生。例如，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本的配置出了问题，国有资本很大程度上配置于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
国企创造利润能力太差
因此，对“国进民退”的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企业数量的增减和利润等方面。如果因为国企数量和利润等的下降就得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结论，反而会遮盖问题的本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恶化问题。从全世界来看，国有企业普遍因为效率的问题而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所以，除个别国家外，世界各国国企的数量很少，对国企的考核也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自然，国企占用的社会资源也不多。在那儿，人们不用担心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每年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在80%以上。而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企，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却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国有银行等少数央企外，绝大多数国企包括央企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它们不但向国家交不了利润，反要国家注资营救。这种情况2009年尤其明显。所以，尽管国家4万亿的投资主要由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承担，但央企仍然出现“双降”。因而，严格说来，赵提供的一组数据只能说明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实在太差，并不能支持不存在“国进民退”。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本来就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而存在，其数量比私企要少得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经济现象。但如果说，基于中国国情，需要赋予国企尤其是央企一些特殊使命和特殊权力的话，它们也只应在国家划定的那个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假如央企认为可以凭借这种特殊权力而越出“雷池”，人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国进民退”。因此，看待“国进民退”，应该剥开其实质，而非仅仅看表象和数据。
不存在“国进民退”
山西煤炭企业重组，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业促生“地王”，去年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种种现象在经济学界、舆论界掀起了一股质疑、批评 “国进民退”的声浪。那么，究竟存不存在“国进民退”？该如何看待这一经济现象？
4万亿为何大多给国企
的确，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4万亿元资金，绝大部分落在了国有企业身上。对此，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因为国家的钱直接拨到民企是要有一套制度保证的，至少得先给国企，再由民企来分包。”
樊纲说，在西方国家，国家的钱要拨给民企，必须经过国会，由国会立法批准设立一个项目再审计，非常复杂。他说：“制度的设立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在短期的经济波动当中，政府的刺激计划更多依靠国企的体制，使得国企在应对危机中有了更大发展。”
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龚方雄表示，这一轮国有企业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的危机是国家主导救市，全世界都是国家在花钱，民企、私人企业不敢花，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是“国进民退”。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政府现在投资的领域基本是基础设施，民营经济一般不进去。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公有部门做的事情，所以它对民营经济没有挤出效应。利用这段经济疲软期投资，等项目建好、经济恢复后，民营经济经营环境和空间会更大，效益会更高。“所以，我认为表面看好像‘国进民退’，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说。
煤矿重组“国”“民”并存
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采煤企业，总产能超过550万吨，矿井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凭借雄厚的实力和技术水平，联盛成为这次山西煤矿重组整合的兼并主体，重组整合后，产能将迅速扩张到750万吨。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社会上所传山西整合重组煤矿、大搞“国进民退”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在产煤大县柳林，8个整合主体中，7个是民营企业；在吕梁市，民营企业占整合主体的60%，产能也将占到60%。
在山西这次煤矿重组中，退出的不仅是民企。太钢、焦炭集团、能源产业集团、国际电力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转由大型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省属国有重点煤企下属的22座不符合条件的小煤矿，也被关闭。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19%，民营办矿占 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53%。这样，山西将形成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和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认为：“小煤矿退出，并不意味着民营资本从煤炭产业的退出。”山西省的煤炭产业战略调整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并不是煤炭产业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从中国经济趋势上来讲，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他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以上4年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国进民退”只是民间对一些偶然现象综合提炼出的一个“伪命题”。“中国75%甚至更多的就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如果民营企业都退没了，几亿人的就业怎样解决？”他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认为，“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央企扩张及其带动的省属、市属企业扩张问题。如果这种扩张在应该存在的领域，如自然垄断领域，那么可以不考虑；但央企要是进入了竞争性行业，这一部分应脱钩，或者收缩回来。
对此，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李曦辉表示，国有企业在不扰乱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可谓是市场机制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如今，发展中国家再想沿原来的路径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已经没有可能，国有企业成了塑造本国现代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文/邓聿 文熊建 编辑/朱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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