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教育界三件大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台、高教制度改革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带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三大态势：教育产业化来势迅猛，高等教育和民办学校快速发展。
教育前行30年，大学定位始终模糊不清
过去30年，中国高校改革分别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但真正的改革，依然在艰难前行。而期间，中国大学的定位始终“模糊不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中国出现时起，独立学院(最初为民办二级学院)就饱受争议，十年发展，几番整治，依然是非不断──卖文凭、卖土地、抢学费、玩退出……层出不穷，被教育界戏称为高校教改怪胎。
合作方的纷争，已把独立学院定位不清、权责不明、规范的治理结构缺失等问题暴露无遗，而这确是诸多独立学院现内部状态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虽然教育部早已对独立学院作出了“五独”的要求(独立办学、独立招生、独立发放文凭、独立财务核算、独立法人)，但在现实里，这种产权并不清晰“独立”，说不清道不明──母体大学仍把独立学院当作旗下二级学院进行管理，而投资方则是把学校看作是己方投资建设的一个工厂，双方理念、诉求，往往分歧很大。
对于这些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按照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民办高校被定位为公益性行为，这虽然与‘办学就是搞公益’的传统观点相符合，却在现实里却造就了一个个既是学校又像企业的独立学院，并造成诸多管理问题，参与方对利益的追逐也都名不正言不顺。”
不过，这个错位未来或许能被扭正。目前正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上已经提出，未来将对民办学校作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界定，分类管理。丙奇认为，假如一所学校界定为营利性学校，就应该是一个教育服务公司。
有人曾将中国大学比喻成“不用还债的公司”：“大学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今天各种大学城项目乱象——包括借办学圈地、债台高筑和低价收地、高价卖地，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弊端。
教育产业化：产能过剩，破产定局
经过十年大跃进后，中国教育终于进入了收缩期。6月初，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今年继续减少。自2008年以来，三年共减少了100万。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解释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
今年高考应届生基本上是“90后”，他们正好出生于第三次生育高峰(1985年～1991年)之后，整个1990年代，出生人口一直大幅下降。
中国高校——特别是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三四流院校——将可能因此面临生源危机。在此前，他们刚刚经历了一轮疯狂的扩张。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教育大体经历了市场化——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公元1999年，被看成是这三十年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那一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史无前例的扩招政策，当年增长47.7%。此后，以近30%的速度逐年递增。
与此相伴的，是基建项目的跟进。而大学城，则成为这一现象的极端表现。据不完全统计，自廊坊大学城建成之后，仅两年时间，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然而，学生越来越少，让这一赌注变得越来越危险。
以江苏为例，自2002年以来共开工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成后可容纳60万学生。但江苏每年参加高考的仅20多万人，其中还有25%考到外省去。
如何装满大学城，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生源减少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2009年，全国民办高校的招生人数普遍下降了一半左右。北京民办高校计划外的非学历教育招生数较去年同期锐减60%。
在过去的十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负债，已不是新闻。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大学目前债务约为2500亿；而稍微冒进一点——如果算得上的话——则是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然而，面对若隐若现的危机，高校到底有多大的还账能力呢？
民进中央副主席，原苏州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2006、2007年曾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他算过一笔账，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扣除那些国家明文规定了用途的部分，只能剩下54%。他说，即使这些钱全部用于还贷，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事实上，早在2003年，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但是，已经放出的天量贷款，正让高校的链条日益紧绷。
卖地还债开始出现。2006年浙江大学将西湖边上湖滨校区卖掉还债。而武汉理工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教师告诉记者，迫于还债压力，去年该校将一个可容纳4000人的老校区卖给了开发商。
由于有政府担保，民间的普遍看法是，即便出现危机，高校也不会破产。但是，如果大学的造血机——大学生源——普遍出现问题，没有人知道，危机的链条会怎样传导，会不会有人可以兜底。
事实上，“破产”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
大学城“凋零”，正是反映了中国“教育产业化”思路的弊端。偏离了办学的本质，而将发展教育的项目置换成拉动经济的手段，用招商引资的思路去办学，是廊坊东方大学城（以及很可能未来更多的大学城项目）惨淡收场的症结所在。经营好在大学这家“公司”，就必须摆脱“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之路。办学不比做其他生意。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真正市场化、产业化的教育系统，始终是以“以人为本”为根基，脱离了这一点，教育产业化恐怕难以成功。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