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历作假”的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在沉默一周后接受采访时说道：“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现在看来，他的这种成功似乎快走到了尽头。但正如癌细胞扩散般，它还会以不同的版本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唐骏的逻辑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注脚。
对成功的“病态需求”
“学历门”风波之前，唐骏塑造的个人形象常有点“旁路英雄”的意思，“出身、学历、背景”等在其他成功故事里屡见不鲜的关键词，在他的故事里却很少见。“学历门”风波源于擅长打假的方舟子质疑唐骏的博士学位（在书籍及其他各种场合提及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等造假，事态发展至今，“是否撒谎”、而非文凭真假本身让唐骏身处舆论的风头浪尖。已经从个人变为公众人物的唐骏，理应为造假道歉。
不少评论指出，反观唐骏本人履历，尽管学历的真假在唐骏的职业生涯中并不一定起到关键性作用、所谓“若不造假，也能成功”；然而无论是故意隐瞒还是不作否认，“唐骏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误导信息一直延续到今，其中不无当事者（不一定是唐骏本人）对学历背后的虚荣的重视。
唐骏“学历门”风波几乎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公众注意，并瞬间演化为一场公共讨论，其原因之一，就是学历造假牵涉的道德对象，远不仅是唐骏。当初，作为“英雄不问出处”的唐骏捕获大众眼球，实际上反应了我们对成功的“病态需求”：成功相对匮乏，而人人都对成功有所向往。
一个“高级打工仔”不靠背景靠勤奋成为外企职业经理人的成功故事，在一个个人上升渠道相对狭窄的社会，本来就尤其具有吸引力。而这一经历，在公众的“造神”催化下，又被异化为“通向成功的捷径”，使得唐骏的角色也从其职业上的成功蜕变为一个可供效仿、可供复制的“青年导师”。
因此，唐骏、或其他名人造假，都源于“社会土壤”，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迷信以及我们周围的“空气”和“土壤”才造就了今日之局面。公众人物的造假固然有错，但更应引起思考的是，造假如何成为一种“社会病”。
人人都是“唐骏”
人要往高处走，象征学历的文凭是相对可靠的途径。对于“追捧学历、文凭造假”，在我们的认知中并不陌生。中国人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说。可以说，我们重视“文凭”，自隋唐科举制度时就开始：在以三六九等细致划分民众的等级社会里，读书、中举、当官就是下层阶级往上流动的主流途径。在人的上升渠道狭窄的时代，如果没有好的出身，一张好的“文凭”就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获得学历，一方面是摆脱不好的出身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官场风气和科举压力之下演变为一种“必需品”，连“有真本事”的人也不自觉去追捧学历和文凭。
如今，虽然科举早被废除，大动乱年代曾刻意打破对学历的迷信，但我们对于学历、或者说对象征着学历的文凭的推崇，恐怕有增无减。有评论文章就指出，“人们仍然抱有这种看法：看上去辉煌的学历能够让人占尽先机”；“那些对自身没有学历引以为傲的政治家和创业英雄们，总是倾向于雇佣拥有良好学历的人”。造成这种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大部分人的上升渠道依然太窄。
尽管在今日的中国，我们很相信成功的商人所持有的观念和传递出的信息，但是人们仍然抱有这种看法：看上去辉煌的学历能够让人占尽先机；而如果失去了机会，没有成为成功者，那仅仅是因为自己由于不具备良好学历而在起跑线上受到了歧视。
加之，阶层流动越是固化，学历越容易成为“救命稻草”。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阶层。但阶层的存在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这意味着个人的上升渠道狭窄、社会也可能无法正常运转。从社会学上看，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给较低社会地位和社会处境不理想的社会阶层成员带来希望，带来努力和前进的动力 。
然而，在社会流动受阻、“夹心层”广泛存在时，象征着学历的文凭就成了不少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虽然各种残酷的现实似乎已向每一个人说明，学历和文凭很可能只是一根“虚幻的稻草”，在“看中出身”的文化主导下，虽然有众多励志故事催人奋发，但仅通过文凭“向上爬升”，远远不能称为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如此，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还是让学历在现实中扭曲变型，对没有获得漂亮的文凭、也没有另辟蹊径获得成功的人，更是觉得文凭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个人为了“成功”的造假，甚至已不是新闻。
过度迷恋“文化镀金”
实际上，哪怕没有“博士”头衔，“微软中国总裁、盛大集团总裁、现任新华都公司总裁”等这些闪亮的头衔，已足以让他无可挑剔，但他仿佛并不“放心”。据了解，唐骏1994年经过8轮面试闯进微软时，并未提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因为他是翌年（1995年）才获得这个学校颁发的学位证书——若资料属实，这一纸证书就相当于一个“追加”的头衔。此外，在本次“学历门”中遭方舟子和网民连番供给后，唐骏依然表示今后要在名片上“加印一个博士在名字后”。
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为何还需要一个“假学历”来证明自己？除了对舆论回击，唐骏的背后复杂的“完美主义情节”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若缺少一个“拿得出手”的学历（更多是一个文凭），成功看上去就“不完整”。
我们的疑问就是，既然你都这么有能力了，何必靠这样的文化来装饰自己呢?是的，这个疑问，其实不仅仅需要唐骏来回答，还应该要整个社会来回答，因为唐骏母校真相毕露之后，网友甚至翻出了一份名为《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三班学员通讯录》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大多在国内的国家部委、企业、研究机构、媒介等领域担任要职。这说明，唐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更多的“唐骏们”在各个角落潜伏着。
于是，这也再次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社会现象的严重性，越来越多的官员要硕士博士学位、学者要行政级别、企业老总要博士、教授头衔，但是这些人真正需要具备的与他们要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开始了分道扬镳，让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事务，开始乱炖一锅起来，正如企业家并不满足真正值得骄傲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总要傍上来历不明的光鲜头衔，学者水平应该以学术成就为衡量标准，现在却变成了级别高低来一决高下了。
当然，这样做的社会背景其实深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给自己镀金，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然后可以换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实实在在的利益回收。这正是社会理论家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无处不在的自我镀金，在单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只有财富、权力、地位等才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成为一种歇斯底里式社会迷恋，几乎成为了所有人追逐的唯一方向。
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过度地迷恋这种镀金，就很容产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江湖骗子，因为这样的镀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自身的提升，它最终目的都指向功利社会下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来达到自己的功成名就。这种交换就决定了真正静下心来花费大量时间，靠自身的专研与学习去获取学位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么做的付出与收益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算的。于是庸俗的社会交换论大行其道，方便快捷的花钱造假就成了最好的途径。
只是这种虚假的光环就像泡沫一样，漂浮在社会的上空，让所谓文化大师、成功学导师、才子佳人，都经不起较真者的深究与质疑。从文怀沙、张悟本、汪晖再到唐骏，他们在大红大紫的背后，都有一堆绝对可以镇得住人的名号与很玄乎其玄的传奇故事，但是这种光环，只要被轻轻地一触碰，就完全可以被刺破了。
但话虽如此，现实却是更多的唐骏们，依然在各个角落光鲜地自由自在生活着，我们现在却依然无法揪出，甚至连讨论时都不敢有所联想。
我们认为成功应该有固定的“模子”，却对道德要求没有任何洁癖；我们认为诚信是一种高尚品质，却不想为打击造假“下点血本”。在唐骏“学历造假事件”里，唐骏有错、公众也难辞其咎。作为公众人物的唐骏必须道歉，作为社会个人的我们，则应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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