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专家指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还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我居住的小区里有暴力型的精神病人，我时刻担心人身安全。政府部门包括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出事后要精神病人的家人赔钱了事！”日前，本刊报料热线QQ报料平台接到一则市民的倾诉。精神病人康复后回归社区，但身边邻居却担心其“肇事惹祸”，为何出现这种状况？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精神病康复者的管理存在不少盲区，社会、家庭并未提供更直接的帮助，以致精神病康复者不能更有效、更健康地融入社会。事实上，与精神病康复者共同生活不仅是所有市民的共同责任，要和谐相处也并不困难。只是人们似乎一直不知该如何与他们为邻……
□本刊编辑部策划组稿
叹息
“高邻”举止异常 谁都管他不住
广州市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广州白云区金沙洲的新社区，近九成居民是低收入者，其中精神病患及康复者有177人，占社区人口的2%。“特殊人群”的聚集让居民忧心忡忡。
提起社区里的精神病患者，曹姨显得心有余悸。“今年4月份，一名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人男子与母亲布置新居，从11楼阳台抛下沙发、茶几等大件家私物件，导致楼下的花盆被砸烂，草皮也被砸毁。”当时，曹姨和家人正从楼里出来，发现该楼的一个电梯门也被男子用重物击打损坏。
网民蔡先生在深圳罗湖区买了套二手房，楼下有位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独居女士。今年5月底的一天深夜，该女士忽然拿着锤子把蔡先生家的防盗门给砸了。蔡先生报警后，民警只是“照了几张相片”，录了口供，之后没有进一步处理。蔡先生打算向政府部门反映，希望政府能管管这种事。
但是，不仅警察来了没办法处理，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也深感“头疼”。我国刑法有关于精神病人的免责条款，虽然同时规定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但实际中很难做到。“总不能不让他们出外吧？”
一提起精神病人，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送到精神病院去”。但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教授指出：“精神病人都住到医院是不可能的，因为没这么多资源。”据了解，我国目前每1万名普通人口只有不到2张精神病床位，全国精神病人有1600万，广东省则有120万，仅依靠精神病院不能满足需要。
“社会隔离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最是不利。”贾福军认为，“大量的精神病人要管好，就是在社区。”贾福军认为，社区应当在对精神病人全面登记的基础上进行个案管理，按照风险级别分类，重症精神病患者进医院，相对稳定的则在社区，病情变化才重新回到个案管理系统中来。
但现实情况是，社区通常并不能对辖内的精神病人进行准确登记。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社工曾仔细查阅广州社区的精神病人登记名册，结果发现很多“在册病人”根本找不到人，甚至早已去世；而大量真正的病人却“隐姓埋名”。贾福军透露，有关方面一直打算建立全省统一的信息网络，以推广“医院-社区一体化”的防治康复模式，但至今仍然“在逐步推进中”。
探因
缺乏基本常识 造成歧视隔膜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者的检出率约为千分之六。记者探访了广州市老城区里的多个社区居委会了解到，海珠区滨江街涛景湾社区内登记的精神病患者及康复者为37名，比例为6％；而常住人口约5000人左右的荔湾区华林街彩园社区在册的患者人数为23人，比例不足5％。也就是说，金沙洲这个聚集双特困住户的社区，精神病患者比例为普通社区的3.3倍。
据了解，很多家庭因为难以承受高昂、持续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导致病人病情恶化、复发，这又给家庭带来新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记者在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采访精神病患者家属时，他们一股脑地倒出苦水：市民李姨70多岁，2000元的工资养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和患糖尿病的老公，每月支出的治疗费就得上千元。很多类似的家庭是典型的“老养残”———老的有退休工资不属于双特困，补贴少，少的在家里养病又遭邻居的白眼和指点……#p#副标题#e#
在一些市民的眼中，精神病人的形象就是疯子，并且是“武疯子”。其实真正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由精神病人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只有1万多起，占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很低，且多数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疗所致。“把他们管好，不让他们犯病，就不会因病去肇事，精神病人肇事比正常人要可控得多”，贾福军反复强调：精神病人在有暴力行为之前往往都有先兆，如失眠、发呆等，家属或邻居发现这些情况就要及时上报，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其肇事。
广州市残联下属的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主任徐驰告诉记者：“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精神病及其患者缺乏常识。”伴随常识的缺乏而来的是恐惧和歧视，这又造成社会与病人的隔膜，加重其病情，形成恶性循环。
精神病患者因为受歧视而找不到工作，又因为没有工作而受到新的歧视——这不但来自外部环境，更来自家庭。徐驰介绍，很多精神病人完全依靠父母生活，给家庭带来很大负担，父母的斥责埋怨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刺激，可能这本身就是病因之一。家人的态度对病人影响很大，“所以说最大的歧视来自家庭”。徐驰发现，凡是康复情况好的病人，基本上都有很好的家庭氛围。然而，“很多家庭并非有意歧视，而是缺乏常识所致”。
探索
若能有份工作 或将和谐共处
今年以来，由于连续发生疑似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暴力事件，国家已越来越重视精神病人的问题。
国家的重视需要落到实处，精神病患者究竟应由哪些部门管？广东省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精神病容易反复发作，必须长期用药，花费不少。由于经济和救治体系的原因，大部分病人未能得到治疗，导致病情加重，部分精神病人走失流浪于街头，他们无家可归、无人认领、无姓无名，只能靠民政部门将其收容进医院。
然而，民政部门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支付他们治病所需的巨额医药费。加上近几年精神病的患病率已呈上升趋势，这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民政、公安等部门虽有义务对精神病患者实施监管，但远远不够，需要家庭、社会一起努力。
“在社区和家庭之外，还需要建立专门的精神病康复机构，精神病患者有了工作就能减少受到的歧视。”广州利康家属资源中心正在探索以专业的社工理念和手法解决相关问题。“精神卫生社工实际上很难立竿见影”，徐驰对此有深刻的体会。精神病人在患病后，往往会出现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兴趣退化的“阴性”症状（相对于发病严重时激动、暴躁的“阳性”症状而言），这时尤其需要社工主动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帮助其参与一些简单劳作、集体活动，为其营造没有歧视的宽松环境，以恢复病人的能力和兴趣，发掘自身潜力。徐驰认为，社工与医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医生更多地关心病理；而社工则更为关注病人的个人成长。
在利康家属资源中心，记者看到这里的精神病人家长比想象中轻松许多——
“来这里之后，儿子跟以前大不一样！”李伯的儿子今年45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来利康中心之前，李伯几乎已丧失了对儿子的信心。现在儿子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每个月能拿到700多元工资，“他还知道跟人家‘攀比’，不想比别人差，生病也不请假。”李伯欣慰地告诉记者。
“我想结婚，想和正常人结婚。”李伯的儿子提出了这样的愿望。很多精神病人实际上有能力、也有愿望与普通人一样生活。
与利康中心同属残联的春晖工场为处于康复期的精神病人提供了专门的工作场所。李伯的儿子很勤快，每月收入700多元。蔡伯看到孩子拿回家的工资都哭了，“虽然报酬低，但也是一种正常生活。”李伯说。
有了工作就能减少受到的歧视，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病情复发，避免“危害社会”。对于病人来说，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很多接受采访的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对待工场的劳动非常认真，“迟到一分钟都不行”、“生病都坚持上班”。“精神病人的工作态度丝毫不比正常人差”，这几乎是在场所有家长的共识。
“国际上精神卫生工作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治疗阶段，最新趋势是‘如何营造融合的社区’”，徐驰多年的经验发现，通过正常化的生活和社交，精神病人的幻听、幻视会消失。“让普通老百姓都去接触接触精神病人，可能是更好的，这样才了解精神病原来没那么可怕。”贾福军说。
除了在道义和情感上应该更宽容地对待精神病患者，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尽快开始正常生活之外，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有详细的保障措施——监护人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民事责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由下列人员担任：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等，还可以是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同意的其他监护人。如没有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由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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