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表态，“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法律专家认为，这一新规意味着诽谤案件的批捕权实际上向上提了一级，有利于检察机关严格把握诽谤案件逮捕标准。
在“诽谤案”频受质疑的大背景下，最高检上提诽谤案批捕权，既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又是防范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重要举措。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刹住“因言获罪”的歪风，也能让舆论监督更为有力。
批评和监督政府，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不仅享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还可以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然而，面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一些地方官员却频频利用手中权力干预司法，将自诉案件变成公诉案件，以“诽谤罪”作为钳制言论的利器。
2010年“两会”期间，湖北勋西县青年陈永刚因发帖质疑当地政府斥资搞形象工程，被勋西县警方以“侮辱诽谤他人”的罪名拘捕；2009年初，上海白领王帅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遭遇灵宝警方“跨省追捕”；同年，山东曹县青年段磊因发帖举报该县庄寨镇党委书记，被县检察院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公诉；再往前追溯，曾经轰动一时的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孟州书案、儋州歌案等事件中，都有“因言获罪”的影子。
公检法不能严格、准确、依法办案，将本来的个人与个人之诉，变成个人与国家司法公器的对垒，不仅严重损害法律尊严和政府公信力，更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负面的震慑效应。公众惮于监督，反过来又会使得一些地方官员的“越权”之举更加猖獗。
近些年，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现象有所警惕。2009年，公安部下发《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要求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办案质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高层的表态均表明，中央对于公众的监督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然，要杜绝一些地方官员以权压法和司法机关沦为领导“家丁”的问题，上提诽谤案批捕权是重要进步，却仍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想让公众的舆论监督更为有力，还需要在制度层面堵住滥用公权力的缺口，并在地方行政体制、司法运作模式和权利救济渠道等方面予以破题。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