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改造，2000多户村民全成了百万富翁。对此，有媒体担忧，“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的确，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农民，因拆迁而骤富，这来得太快和太容易的财富，令许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少数人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将有返贫之虞。
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反而越不懂得珍惜。这样一条原本属于感情世界的箴言，用来解释为何暴富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或许再贴切不过。从平民生活到突然暴富再到快速返贫，这种短时间内“过山车”般的经历，往往会在人心中留下巨大的心理落差，继而成为社会性的隐患。事实上，由于不能承受过大的心理落差而走上反社会之路的例子近来并不少见。
不是说所有的心理落差都会转化为社会不和谐因素，那些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变化所导致的心理落差，才是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祸首。“房事”是当前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集中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讲，房价承载着太多人的心理失落与否的预期。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高房价加速了北京居民的财产差距。2009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了10%左右，但当年房价猛增73.5%，年初买一套100万元的房子，一年的资产收益达70余万元。有房产者与无房产者的财产距离迅速拉大。房价涨，焦虑的是无房者；而房价跌，焦虑的可能就换成有房者了。
以房产为代表的财富非正常暴增或者暴跌，正在改变着我们社会的性格和心态。在社会性格上，不正常的财富积聚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急功近利；在社会心态上，不正常的财富变化规则又使得人们心态越来越焦虑。前不久，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而媒体调查显示，76.8％的人对此表示认同。
一些传统的能够让人们气定神闲的价值观在一步步走向坍塌，而那些新的奋斗观、财富观、成功观又在从理论和现实的层面不断向人们灌输着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思维。当这些价值观屡屡在人们身边得到应验，人们会对规则缺乏预期，焦虑也就在所难免。我们的社会，亟需健全的制度来安放人们游荡的集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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