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三俗”是物欲社会的影射。并号召全民参与反“三俗”。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
在政府高调表示要抵制“三俗”之前，反“三俗”之风已经悄然刮起。先是广电总局发言人发话，“凤姐”等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接着，广电总局整治相亲节目，严禁炒作拜金等低俗内容。文化部也不得闲，先是网络游戏禁用不雅照女主角当代言人，现在部长蔡武谈又亲自连发六问谈“反三俗”。中央最高层近日也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由此看来，政府似乎铁了心要横扫社会低俗之风。有评论认为，此次反“三俗”是在效仿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8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而媒体也大有为“反三俗”推波助澜之势，曾经靠“贩俗”、“造俗”创收视率、点击率的媒体界摇身变为“反三俗”旗手，郭德纲这只撞到枪口上的出头鸟不幸成了媒体借机公器私用、以儆效尤的靶子，反倒唤起了公众对“三俗”问题的全方位思考。
“三俗”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之间是什么关系？发展文艺是遵循艺术规律，还是靠政府行政力量？俗与不俗，到底是谁说了算？
媒体贩俗的昔日与今朝
在央视的带领下，各个媒体齐力向“三俗”和“三俗”的“领军人物”郭德纲发难。
8月4日央视评论如是说：“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和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之间，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这位公众人物如此的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
随后全民反“三俗”运动几乎变成了全民反郭德纲。京城各大书店里郭德纲的书籍和音像制品也随之被全部下架。
其实，郭德纲被批“三俗”已经不是第一次。2006年，一群相声界的表演艺术家，针对郭德纲面向大众面向百姓的相声，提出要抵制相声中的庸俗、低俗、媚俗成分，矛头直指郭德纲。但后来反被郭德纲信手拿来当了包袱，创作了相声段子《我要反“三俗”》。
但是这一次郭德纲并没有像上次那么走运。
郭德纲于2005年底迅速走红，被媒体热捧。北京德云社10周年庆典，媒体如此形容：“经典大返场，到凌晨3点，空前绝后，观众座无虚席，最后观众起立鼓掌达半个多小时。”被媒体热炒和大众追捧的原来都是“糟粕”，是“丑陋”的东西，媒体情何以堪？百姓情何以堪？
在最火的时候，郭德纲曾创下3天内接受150多家媒体采访的纪录；而出事之后，几乎所有媒体齐齐倒戈，枪口一致朝向郭德纲，猛烈攻击。
在央视的带领下，枪打出头鸟，众媒体齐向郭德纲“开炮”的同时，还有美国《新闻周刊》封为小沈阳“中国低俗幽默流行的代表人物”，《人民日报》严批李少红的新《红楼梦》实为恶俗之代表，还有被疯狂炒作、备受观众厌恶的凤姐和电视上如火如荼的相亲节目。
小沈阳如今红透大江南北，媒体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能被忽视的，没有媒体的炒作、追捧和渲染，他也许达不到如此的高度；而几个被揪出的“三俗现形分子”都高居各媒体和网络收视率与点击率的榜首。恶俗之代表如新《红楼梦》、凤姐和各式各样的相亲节目，在被《人民日报》和广电总局点名批判之前，哪一个不是被媒体反复地疯狂炒作。
收视率、上座率掌控一切。今日的媒体是商业化作祟的产物，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媒体自身，最该反思的恰是自己的“三俗”问题。
如果，一个媒体可以决定一个明星的生死，成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推手，那么，不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三俗”最大典型。
大众俗并快乐着
观众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说出了一些百姓不敢说的话，充满郭氏的诙谐与反讽。例如，“我推门进去：以后按月收保护费。‘出去，看看这是哪（派出所）’，我惊出一身冷汗啊。（于谦：人家让你出去够不错的了）”，“我拦住路上的走路那女的准备打劫，一问才知道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最后我给她五块钱。”等等，不胜枚举。
网友表示，“打人事件是非可再论，郭德纲是否低俗可再论，但我们必须保卫我们选择低俗的权利。保卫郭德纲就是保卫我们自己。”
我们说郭德纲的相声充满了庸俗的成分，如果以同样的标准，曲艺界“反三俗”发言人姜昆和相声大师马季的作品都可能有点俗。姜昆的《虎口脱险》，主人公在虎口之下还不忘“勾搭”姑娘；马季在相声《宇宙牌香烟》中说：香烟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这叫窈窕淑女赛天仙，不爱红装爱香烟。虽然是有点俗，但是老百姓喜欢，因为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欢乐，反映了小人物最真实的生活。
还有网友引用了毛主席的诗词：“不须放屁，且看天翻地覆”，毛主席的诗词尚有这样的俚语俗言，怎么就容不下一个“流里流气式”的幽默的郭德纲呢？
小沈阳自央视春晚一炮而红之后，便有人对他的走红表示相当地不屑。认为小沈阳为了博观众一笑，不惜“作践”自己，他的头花、他的红裙子、他的哼哼哈哈的怪异的腔调，甚至故意在舞台上摔跤，让观众乐了，也让一些人开始对大众的审美观表示担忧。而美国《新闻周刊》则毫不吝啬批评之词，直指小沈阳是中国“最低俗的人”。
小沈阳对此表示：只要把观众逗乐了，观众接受我就行。小沈阳聪明之处是他并未着急为自己辩解，而是把观众拉出来做辩护，观众大过天，观众爱看我，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观众不原谅恶俗
新《红楼梦》甫一播出，便被狂批低俗“走样”，好似鬼片。寓意深刻的《好了歌》被当做调侃的对象一笑而过，黛玉裸死更是谬以千里，实乃媚俗粗劣的登峰造极之作。网友毫不留情批其不是红楼似青楼。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
《人民日报》罕见连续发文严批新红楼梦，称“决不能原谅名著重拍如苍蝇逐臭般”。
文章指出，“变形走样”和“不着边际”的重拍深深刺痛了观众的审美心理。这种“刺痛”绝非是文艺创造与创新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而是胡乱的颠覆与无情的解构招致的“黄钟毁弃”与“瓦釜雷鸣”的时代之痛。重拍不应是浮泛的标新立异，而应是与时俱新的创造再生。
挑战大众的审美底线，其实凤姐并非中国第一人，在她之前是大名鼎鼎的芙蓉姐姐。大众的视觉和胃口被芙蓉姐姐由头到尾“蹂躏”了一遍，但凤姐的出现仍然令大家“耳目一新”。
本来每个人的美丑并不足以作为话题，可是如芙蓉和凤姐一而再地挑战观众的忍耐力，将丑无限放大，第一次观众看了可能会觉得好玩，可是次数太多了，观众厌烦了，甚至会觉得恶心难耐。一个人或一件事，一旦被大众觉得恶心了，却仍然不知收敛，反而大肆炒作，那就是恶俗的代表了。
在当下的各大省级卫视中，《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我们约会吧》等近10档名目各异的相亲类节目蜂拥而上，拜金女、富二代等“明星嘉宾”在相亲类节目中层出不穷，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同时，此类节目中屡屡出现的嘉宾之间人身攻击、恶语相向，以及嘉宾的身份造假问题，在营造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
“每天打开电视都是吵架的、打架的，离婚的，找小三儿的，真是看得人恶心。”郑州市民告诉记者，这些“灰暗”的电视节目早就该取缔了。“有时候电视上演的那些寻死觅活、奇形怪状的人，我儿子看到就问我他们怎么了，我都没法回答孩子。”
6月份，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两份正式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文件中每一条都直指上述节目的软肋，可谓一针见血。
俗不俗，谁说了算？
由此看来，关于“三俗”的标准，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着实有点距离。那么，这个标准问题最终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有人说政府是老大，当然是以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为准，也有人说文化作品的受众是老百姓，理所应当由老百姓说了算，究竟孰是孰非？
当下社会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带来了娱乐的多元化乃至泛化。对此，应加以重视。如小沈阳本身就是大众娱乐化的产物，但是，这种娱乐化有一个界限，否则，很容易陷入低俗，甚至恶俗。
在这个形势之下，大众应该接受和拒绝怎样的文艺作品？这杆反“三俗”的大旗是否要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给唐僧（百姓）划出一个圆圈，唐僧（百姓）只能在这个圆圈里面活动，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被妖怪吃掉。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近日在青岛调研时强调：文化要靠雅俗共赏赢得受众，抵制“三俗”风。要正确处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关系，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追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靠思想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打动人心，靠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赢得受众，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百姓作为受众，文化作品理应满足百姓需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需要“雅俗共赏”，这样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你欣赏你的阳春白雪，我爱我的下里巴人，互不干预，各行其道。
所以，反“三俗”不单单是一个口号，不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一味向主旋律靠拢，创作出并不适合百姓生活的政治应景式作品，脱离大众和现实生活，变成了盲目拔高的空洞的所谓高雅艺术；或者，为了收紧舆论，完全依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和法律手段进行压制，只要被认为不符合政策的作品和艺人一律封杀，不给百姓留下半点选择的余地。
通俗和恶俗，世俗和低俗的界限不但容易打破，更容易引起混淆。也就是说，在所谓贴近公众的名义下，却有可能把娱乐文化变成“劣质的文化”。所以，此时就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出相关政策对大众的审美观加以适当引导，文艺工作者应创作出符合艺术规律、以百姓生活为基础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寓教于乐，让老百姓身心受益，如此自然会得到观众的青睐。
真正恶俗的、负面的东西，最终是会被大众所抛弃的。所以要“反三俗”，与其以官方名义自上而下进行群众运动式地整治和打击，不如将它交给百姓，让百姓自己去判断。政府起的是协调引导作用，而非强制限制。不要低估民众的心智，同时也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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