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李敖携妻及一对子女前往上海世博园区，此行是李敖继2005年9月“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之后，时隔5年再度高调到访上海。在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的陪同下，李敖身着“中国红”高调到访，并表示“只看中国馆，因为我爱中国”，立志成为中国馆的“第八红”。
“骂家”李敖在大陆为何成为歌颂家?要分析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要分析一下，对于李敖这个善于运用商业手段炒作的人来讲，李敖模式是怎样炼成的!
李敖在台湾如何成名?
李敖在台湾如何成为刻骨铭心的公众人物呢?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他“二进宫”的经历铸造的，而是李敖的嘴，李敖嘴里的骂，李敖嘴里淋漓尽致的骂。
当今天下，以“骂”而闻名者，唯台湾李敖!李敖之骂，可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文采飞扬，且往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痛快至极;李敖所骂之人，上至总统、法官，下至记者、平民，给个由头，便张口大骂，凡可骂之人，可骂之事，皆成骂料;李敖骂人，从不遮遮掩掩，议会大厅，电视演播室，集会讲坛总可见他横眉怒目，声嘶力竭的怒骂，如果不是面对当事人骂，便是形诸于文字，在报纸上把骂表演得淋漓尽致。
对于李敖骂声的仰慕与沉醉，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这种言论追捧在大陆地区更甚。当然这其中不乏政治等多种复杂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面是：大陆没有李敖，“李敖模式”在大陆不可复制。在“物以稀为贵”的传统观念下，这个以“骂”而闻名的批判家就扮演了大陆人心中言论英雄的角色。
李敖在大陆如何表演?
在慷慨激昂的同时，陆陆续续有人假设，如果李敖生活在大陆，那还是李敖吗?这也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辩证问题了。李敖这位台湾批判家两次在大陆的表演行为，终于为那些爱假设的人解开了疑惑，当然，同时也验证了中国那句千百年的古话——橘子不见得就是橘子，李敖也可以不是李敖。
先从2005年的李敖高校演讲说起，当时李敖在北大肆无忌惮的鼓吹自由主义，有人评论为这是对当局的挑衅，殊不知更为激烈的言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大每天都可以听到，因此有人评论这场不痛不痒的演讲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当局言论自由的姿态。
陆续的，李敖在清华高调评价“汉唐盛世”，在复旦发出“数风流人物还看锦涛”的溜须。有人就从其中看出了矛盾，抛开舆论炒作，只看言论本身，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台湾的大批判家李敖在大陆唱起了歌功颂德咏叹调，一方面维护了“批判的招牌”，另一方面符合当局的预期。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场成功的商业炒作。此时的李敖，与他《大学》时代的风采已然不可同日而语，李敖是不是人格破产?当然，唯一不变的是，李敖无论在台湾的“叛逆”还是在大陆的“歌颂”，都对大陆政治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李敖模式的营销哲学?
在这一台一陆的对比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人人格危机的问题，也可以找寻规律抓住李敖模式中的营销哲学，在李敖模式中寻找学术界、娱乐界甚至政界存在的言论导向危机，以及炒作泛滥对于社会舆论的严重性。
现在这个年代，流行炒作，什么都可以拿来炒作，大蒜可以炒成“算你狠”，绿豆可以炒成“逗你玩”，小女生可以炒成“大明星”，一经炒作便可以身价倍增。对于在台湾地区已经从文化版降到娱乐版的李敖来说，来大陆表演，展开新的篇章无疑是最符合商业利益的选择。但是，如何表演才能依旧为观众所热爱、被当局所待见呢?这一点，李敖不学郭德纲，因为他压根就不是郭德纲，他是懂得营销的，他深谙在什么环境下说什么话骂什么人才能骂出精彩新生活。
如果像他在台湾那种骂法，且不说“四清”把他给“清”了，更不说“文革”把他给“革”了，就是“政通人和”的现今，又会给他多少发挥的空间呢?逆势而为——只有这种营销模式才能在台湾这种言论过度自由的地区“鹤立鸡群”;相反的，顺势而为——是在大陆行之有效的营销模式。这一点，身经百战的李敖比谁都懂，应用的也是手到擒来。
歌颂家背后的危机
也许，正如晏婴所言：“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则变为枳。”李敖这样一个“老顽童”，移之大陆，变得圆滑世故，成为不折不扣的歌颂家。敢于批评一切是因为在那样环境下的批评不会危及到他的地位，来大陆批评一切试试，就不会有那样的香饽饽了，相反，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如今，李敖到大陆就好像一个外国人，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时不时还冒出些讨好卖乖的言论。这样的“大师”，中国民众不要也罢。当然，在达尔文的生存法则中，懂得变通是无可厚非的，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种社会言论环境仅仅抹杀了一个“骂家”李敖，还是抹杀了一个民族一代人的批判精神和求真意识?如何有章有法循序渐进的完善社会言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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