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官员自杀不断进入公众的视野，其中2009年共有13名官员自杀，而今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截至目前已经多达8起。
8月25日21时40分，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抢救无效死亡。官方表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其轻生的主要原因。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的一位副主任在医院跳楼身亡。警方初步认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
如此看来，“抑郁症”将很有可能成为今年的新闻“热词”。不过，“抑郁症”成为射阳县舆论的“热词”，倒应该是最有可能的，因为这里已经发生过两起官员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事情了。2004年7月30日，射阳县纪委的另外一名主任在同一地点跳楼自杀;2009年2月8日，射阳县地税局一局长吊死在办公室里。对这两起官员自杀，警方都鉴定死者生前患有抑郁症。
在“官本位”意识久未除根的民间话语体系内，衣食无忧、风光体面的“官员”选择自杀始终让人感觉跟“公鸡下蛋”一样蹊跷，而“精神抑郁”、“工作压力大”等迫不及待的“官方”定论更让坊间的种种猜测溅起了不少的“口水”浪花。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而由于权力身份的公共性，“官员”自杀显然不只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众多被健忘的“公权”拖进记忆“垃圾箱”的腐败案例也在证明，“官员自杀”前后浮现出的“官场”躁动似乎有意附和着公众出于“直觉”的判断。
且不说整天忙于“文山会海”等公务应酬，“生活充实”的官老爷们患上抑郁症的几率究竟会有多大，“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古训和人类求生的本能恐怕都会支撑一个鲜活的生命放弃死亡的念头，除非真的到了“非死不可”或者“不得不死”的地步。
去年11月的“乌小青”案和刚刚过去的南航“刘亚军”案也都证明，畏罪自戕、丢卒保车的利益考量或许才是压死这些“自杀”官员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权力的“抑郁”与“病态”其实比官员精神的“空虚”更为可怕。
而且，反观官员上任前都会进行的“任前考核”与“组织评价”，无不是“政治合格”、“信仰坚定”以及“克己奉公”之类的溢美赞词，既然如此，“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无懈可击的他们怎么又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精神空虚”呢?
另外，即便是真有个别官员是因为精神抑郁自杀，从病理学上来讲，也多数来源于“自闭”和“心思过重”，倘若官员们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为民造福”与体察民情、访贫问苦上，胸怀坦荡，心无杂念，又怎么会有时间琢磨着如何寻短见呢?
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腐败邪恶的乌烟越浓，公平正义的空气就会越稀薄。面对接连发生的官员自杀事件，积极的态度应该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呼吁的那样，“贪官即便是自杀了也要追查到底，也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不能让其家人或同盟钻法律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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