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是相对于旧媒体的一个概念，通览媒体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媒体自身始终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譬如广播相对于报刊，就是一种新媒体，而电视相对于广播，又是一种新媒体。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谈论新媒体，则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它包含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博客、播客等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媒体新形态。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媒体形态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在全球化力量的波及下，中国社会的广大民众也经历了手机、网络、博客、播客等新媒体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半年新增手机网民4334万。
同时，谁也无法否认，就已经过去的30年而言，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其中最深层、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阶级和阶层构成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媒体推动机制变革
传播研究者指出，新媒体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其特征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先前像印刷和广播那样性质截然不同的技术正在渐渐消失，我们正在从媒介缺乏的状况转为媒介过剩的状况，正在从将传播内容灌输给大众的泛播转变为针对群体或个人的需求设计传播内容的窄播，正在从单向(one-way)的传播媒介转变为互动的(interactive)传播媒介。”这四方面特征就其核心意义而言，它冲击甚至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传播过程中传统的传受关系。
20世纪中期以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占支配地位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是中心——边缘模式，这种模式下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训示”型的，即传播者传递什么信息，受众就接受什么信息。受众有接受还是不接受的自由，但没有选择接受什么的自由。因此，这种传播模式下的受众是被动消极的，而传播者却具有强大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传统传受关系的主动权被牢牢地掌握在了传播者的手中，信息经过了传播者的层层把关筛选后，才能流动到受众那里，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过程，受众反馈的可能性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以新媒体为载体，一种新的传受模式——互动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能够轻松地实现角色转换，没有所谓中心。传播者与受众的绝对界限开始模糊，不定性成了传播主体的新特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美国《连线》杂志给新媒体下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样，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统治对立的关系悄然改变，两者有可能实现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同时，信息流向多向性。由于“先前像印刷与广播那样截然不同的技术正在逐渐消失”，新媒体通过整合技术，构建了一个网状的传播结构，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的特点融合，信息流向范围变得更广，信息海量涌现，传播者的控制能力受到削弱。显然，这种传受模式提高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为他们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参与传播和进行反馈的可能性，受众的个性、创造性得到尊重，受众的主动性、积极性随之高涨。
互动模式的核心是对话。按照德国文化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说法：“对话是谈话的域界，其中各种力量相互较量。体验的意义超出了语言的表述，超出了信息与消息。人的身体性与物的物体性超越了接收者、消息、消息传递者形成的信息技术关系。对话中的实际体验不只是一个信息的接收，而是联系与开放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互动传受模式的对话语境中，实现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与交换，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各个个体乃至群体经验的相互纠葛以及这些个体和群体所代表的各种利益与权力关系的争斗。在当代中国社会传媒语境下，传播领域内的传受关系变化携带着技术的余威，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进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权力的掌控方式。
新媒体推动社会变革
新媒体以互动传受模式为机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变革效应。
最为显著的是文化领域。无论是以普通网民为主力军的“草根”文化，还是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上层知识分子文化，尤其是身处边缘的知识分子精英，都以一种热切、积极的态度回应着新媒体带来的种种变革，并毫不掩饰自身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欲望。
无数活跃在网络上的文化“草根”们瞄准的是中国娱乐文化的主导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有一个颇令人注目的结论——“数字化传媒手段的普及正在启动数字内容的应用，‘新娱乐时代’已经来临”。可以说，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新娱乐时代”的主体其实就是广大网络“草根”们，其精神实质则是“草根”们津津乐道的“恶搞”。从表现内容看，胡戈与他的馒头、“超级女声”、网络春晚等等，均是传统主流媒体、主流娱乐文化形态所无法接受与包容的。以网络春晚为例，其基本运作模式是：所有的“节目”均由网民自己制作，上传网络后“公平”地展示。在这一时空里，只要你有兴趣和时间，任何受众都可以成为传者(不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真实具体的)，受众享有绝对自主权——想看谁的节目就看谁的节目，看了感觉不好随时进行批评，并且还可以用短信投票等方式决定某个节目的生死荣辱。像《后厕训练班》、《狗仔队的一天》、《包公歪传》这类在网络春晚中被人推崇的恶搞节目，旗帜鲜明地寻求着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这样，建立在互动传受模式基础上的各种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新娱乐文化形态，必然与建立在单向传播模式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娱乐文化形态构成鲜明的对立与冲突。
近几年来，国内围绕着“超女”、“恶搞”等文化现象的争论，究其实质，无非是中国社会娱乐文化主导权的一场争夺战。在以传统主流媒体为载体的单向传受模式思想指导下，强调的是传播者的权力，传播者的愿望、趣味或理想，具体体现于中国的则是“喉舌”媒体背后党和国家所倡导的倾向性、导向性等因素。这种模式主导的娱乐文化形态，突出的是国、家、民族、全民这类宏大想象与群体，群体的情感与关系被反复渲染加深;相反，以新媒体为载体的互动传受模式，突出的是作为受众的个体，强调的是个人的喜好、快乐，张扬的是个体性的生产消费者。因此，“我的地盘我作主”成为了网络春晚中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也是网络春晚最吸引人、打动人的地方。
同样，2006年底，在《南方周末》发动的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讨论过程中，一些处于中国社会文化权力边缘的民间知识分子打出了“新人文运动”、“大众化与民族化”等精英文化招牌，但就这些目标具体实施的措施看，大多落在了新媒体身上。人们期待的仍然是新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以及它对旧有传播秩序的颠覆性力量。因此有人这样说：“时下已到了网络时代，文化艺术的希望，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还有人表露得更为直白：“感谢科技，让国人与时俱进;感谢网络，让《皇帝的新衣》里说真话的孩子有说话的地方;感谢网络文学，作为海量、即时、互动、自由、时兴的载体，她承担了新一代中国文人的光荣和梦想。如果会产生文艺复兴，也许是从博客开始，因为这里是没有经过过滤的思想交汇的大海，孕育着巨大的能量，说不定哪天就会爆发出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信息闭塞的时代过去，你可以控制传统的传媒，但是你无法控制网络。网络也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有了表达的可能。”这说明，不满中国社会主流精英文化现状的一些民间知识分子，正在以新媒体为根据地，力图依靠新媒体“海量、即时、互动、自由、时兴”等特点，振兴中国文艺，从而取代现有的中国主流精英文化。
如果说，文化领域内的新媒体冲击力是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激烈方式进行的，“草根”文化人与思想者表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与能量;那么，政治领域内的新媒体冲击力则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缓慢开展的，倡导者们小心翼翼，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尝试着利用新媒体推进政治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是2006年“两会”博客现象。那一年“两会”召开前后，某些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在一些网站上开设个人博客，通过吸收网民的意见来形成或完善自己的提案，并对网民的提问进行即时解答，这一创举被认为“拉近了两会同民众间的距离”。2007年“两会”期间，央视国际频道(CCTV4)开设了一个“我有问题问总理”的栏目，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吸引了12万网民竞相倾诉、提问、建言，网络成为了民意上传的“直通车”。2007年“两会”结束不久，一个新的政治概念——“互联网政治”备受人们关注。所谓“互联网政治”，就是指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在对这一概念进行讨论的过程中，社会各界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因而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在这里，“互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一种新的传播模式，更是一项政治要求，它表达了广大中国民众参政议政、合理合法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愿望。
新媒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冲击力也日益增多和显现，最为典型的是手机在厦门PX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PX是厦门市政府引进的一个大型石化项目，据称建成后，每年能为厦门市的GDP贡献800亿元。但由于PX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遭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厦门市民们的抵制。特别是2007年6月1日，小部分厦门市民依靠手机短消息相互联络，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迫使市政府做出了“暂缓”建设的决定。全国各大传统媒体依照惯例，对PX事件一律封锁消息，但一些作家乃至律师通过自己的博客陆续将消息散发出去。游行发生后，一名记者利用手机突破第一线的封锁，把真相报道了出来，从而享有了“史上最牛公民记者”的美誉。
有愈演愈烈的“网上举报”风。贪官们的劣迹被人写进举报材料在网上散发，引起纪检委关注并查明后，这些官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网络成为了中国现实生活中举报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如果我们任意浏览一些门户网站，随处可见类似于“求助信”、“求告信”一类的帖子，更不用说那些专门为交友、户外运动等兴趣团体建立的网站了，它们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交际生活中发挥了现实环境下一些组织机构所难以替代的作用。至于网上购物、恋爱乃至收看美国影视剧等种种现象，虽然尚未形成声势浩大的变革力量，但它们对中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白领的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的塑造力还是相当有力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无疑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冲击着现实世界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
新媒体到底会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并将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何方，这的确是一个难以预测与回答的问题。鉴于当前多数国人对新媒体的社会推动力都抱有美好积极的幻想，有人甚至还由此憧憬着一个“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然而现在我们也只能对如下问题和建议进行思考：
首先，新媒体的变革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两者之间，是新媒体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也就是说，新媒体占据了主动、积极的位置。无论在文化、政治还是社会领域，离开了新媒体，变革似乎都难以推行。然而，新媒体就其本质而言，始终是一项技术。技术的确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人——人相比，这样的推动作用应该是居次要地位的。技术毕竟是人造物，技术的力量代替不了人与社会自身的创造力与革新能力。如果仅仅是技术进步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人的进步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那么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然遭遇瓶颈，难以完整地实现它自身。因此，就中国社会的变革而言，决定性的力量还应该回归到社会中的人——每一个社会公民身上。一些研究个案也表明，只有提高公民素养，才能使媒介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达到最佳状态。
其次，尽管新的互动传受模式，使受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逐渐从被动的、消费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与媒介互动的、参与者的角色。但在中国，有关研究成果显示，这样的参与目前还难以体现为公民意识的觉醒，因此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并且，传统的传受模式在中国依然占据了主流地位，力量还相当强大，它的信息生产方式逻辑也潜在地渗透进了新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逻辑中。即使是新的互动传播模式，也存在许多未知的可疑之处。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所言：“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最具深远意义的潜能，似乎更多地表现在拓展而不是取代旧的‘受众行为’模式方面。”这样，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新媒体有利于培养受众的公民意识，但切实的提高增强工作，恐怕仅仅依靠新媒体的力量，依靠网络空间，是无法实现的。
第三，技术的遮蔽作用是值得渴望利用新媒体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们所警惕的。研究技术政治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一方面呼吁激进知识分子利用新技术来介入社会与公众，认为“在当代政治中，有效地运用技术是必须的，并且那些希望介入新的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需要应用新的通讯技术来介入民主辩论，并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塑形”;但另一方面，凯尔纳又指出：“这种介入并不能代替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并且也存在着因特网民主形成自身封闭的空间和世界的危险，在这种封闭空间中，个体自我蒙蔽，仅仅通过交换和传播信息就认为是积极参与了政治。”
总之，新媒体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技术形式，其前景是值得人们期盼的，但要将它作为变革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其前景则不容乐观，仍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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