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中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
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3倍。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中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仅2008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今年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但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
从18人到20多万博士生
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2006年在校博士生已达208038人。
1981年1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学位制度，1982年6月16日，中国首批授予马中骐等6人博士学位，从6人到5万人，从18人到20多万人。中国的博士培养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腾飞式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透露，目前全国有56所研究生院，基本都以部属院校为主，教育部准备进一步发展地方大学，准备建设100所研究生院，让更多的地方大学参与国家人才的培养。同时杨玉良表示，中国今后将会控制研究生增长速度，同时博士的增长率将低于2%。
实际上，高校申请博士点热情非常高。以2005年为例，当年全国各高校申报增设2700多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是当时1900多个博士点保有量的140%。博士点迅速增加带来的博士生导师数量的相对缺乏，据当时的调查，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博士生导师的增加也非常迅速。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1997年中国博士生导师数量4560人，2006年为12293人，不到10年增长了近3倍。博士点增加意味着博士数量的增加，博士数量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多了就又意味着某学科的实力增强，又可以申请更多的博士点。这样的循环造就了很多高校跨越式发展的“数字奇迹”。
学位泛滥成就业“硬件”
山东某大学博士一年级的王莹(化名)，两年前硕士毕业就到了一个高校教书，迫于晋职压力，又重新做起了学生，今年考取了博士。
据王莹介绍，在她的同学中，有70%是高校的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还有一些是机关公务员来“混”学位。大家读博的动机大同小异：工作需要晋职晋级。
王莹以她的两个同学为例：“一个是‘抛夫弃子’，一个是刚刚生了小孩，还在母乳喂养期。两个同学都是在高校当老师，只想早早拿到博士学位。”
近年来，高校年轻教师像王莹一样为前途回校充电的博士越来越多。记者随机查询了北京、上海、武汉的3所重点大学和1所科研单位，其博士生导师资格审核标准，都有一条这样的规定：“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对于想在高校工作并在事业上有所发展的王莹来说，博士学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硬件”。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09842人，只占全部教师人数的十分之一。高校教师对博士学位的需求仍然强劲。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韦苇在谈到学生考博的原因时介绍，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硕士的贬值，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考。她说：“我的几个硕士生曾跟我说过，有些学生由于硕士专业冷门，找不到工作，只能再考博。”
本科生就业压力增大导致很多人选择读硕士学位，继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增大又导致更多的人选择读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普通本科院校追求“高大全”是博士生数量迅速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高校都以建设研究型大学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而研究生的数量则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指标。此外，博士点与博士生导师的数量也是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
除了高校，政府部门对博士的需求也不少。据河北省某正在就读在职硕士的公务员介绍，如果以后有机会，他也想读在职博士学位，因为学历已经与基层工作经验一样，成为职位晋升的一项必要条件。有资料显示，2002年，河南郑州市委就曾提出一个目标：用3年的时间，引入100至150名博士，使每个县处级领导班子中都能有一名博士。
一个导师最多招了50个博士
对中国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毕业近30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位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什么也抄袭?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不够导师资格。”马中骐说。
带两位数学生已并不鲜见，博导们也有不同方法来应对膨胀的学生数。在张峰所在学校，有一位导师每年招5到7名博士生，硕士则更多，身兼行政职务的他，忙不过来，就安排了几名年轻老师，“小老板带博士，博士带硕士”。
博士生常年无法见到导师便成为常态。在调查中，甚至有学生从没和导师见过面。
学生感慨读博=“赌博”
某大学博士毕业生叶明(化名)形容自己读博犹如一场“赌博”，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几个月到半年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入学不久，另一位年轻老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一年不到，他就飞赴国外做博士后，又加之其兴趣与叶明导师不一致，这期间的辅导“没任何实质意义”。“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6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惶”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8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无耻至极。”叶明说。
还有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
师生关系如老板与“包身工”
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吴安平希望专心从事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但导师的指令无法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会暗示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
而在仅有的20%属于学生的科研时间里，导师也很难给出有益指导，“顶多说点‘要多读书，要抓紧时间’之类泛泛的大话。”吴安平说。“一流大学也有三流教授，三流大学也有一流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说，由于博导的数量与博士点的规模紧密相连，所以在一些拥有丰富博士点的一流高校，水平不高的教授也很容易变身博导。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的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则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另一所211高校的博士生张峰也有类似感受。张的导师整天忙于各种基金、项目的申请，在学术上与学生的交流不多，即使有交流，也多是他关注的产业化项目，这类课题的经济效益显著。
至于博士生比较关心的基础研究，导师兴趣不大，“更有甚者，要发表文章了，找导师修改，导师一句话把你噎住：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东西?”张峰说。
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早已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导王永成曾被9名博士生“炒鱿鱼”，起因是他要求学生长时间为其开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且只支付极低的报酬。“看看学校多的二线城市，如武汉、西安、南京，教授们开了公司疯狂赚钱，车一个比一个好，房子一个比一个多。”有博士抱怨说。
更有人用“包身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感强烈的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光礼认为，在学生师承一人的指导制度下，学生的培养质量极大程度依赖于导师个人的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
在周光礼的调查中，有被“雇佣”的学生抱怨说：“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跟工作有啥区别?还不如出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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