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女孩子渴望嫁富二代、官二代，以借此摆脱贫穷困窘的处境，“有识之士”们高调声讨不能如此拜金主义、谄媚权力和金钱。然而，河北大学这起撞人事故却带来了一个官二代“我爸是李刚”的铿锵自白。这是对社会公平的公开叫板，但同时也说出了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官二代有了自我认同，“拼爹”时代已经到来。有网友调侃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
其实，很早以前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家庭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和前途，有一个“好爸爸”，就有一个好前程，很多人的遭遇也确实证明了这个事实。如今，许多人以“我爸是XX”作为成才的捷径、进步的筹码，甚至违法乱纪的资本。
“官二代”的特权和特权思想，其实是“官一代”特权和特权思想的延伸。这与官员家庭教育有关。官二代之所以如此嚣张，起因还是在现实中见惯爸爸的权力无所不能、屡试不爽，可以轻而易举打破司法、行政各领域之间的壁垒，甚至权力通吃。而巧合的是，很多爸爸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喊的也是“我是领导”。 前不久，兰州旅游局局长在一起交通纠纷引发的冲突中就向群众叫嚣“我是局长”;马鞍山市一名区旅游局局长在殴打中学生的时候也放言“我是领导”。在此次河北大学撞人案中，肇事者的博客中就谈及当官的父亲是他最崇拜的人。可见，“子不教，父之过”在这个问题上负有很大责任。
李启铭驾驶豪车横冲直撞、完全不把撞人当回事，因为自己的父亲可以为自己撑腰，否则不可能如此理直气壮、肆无忌惮。驾车撞人肇事本是违法行为，为违法行为撑腰则是徇私枉法，同属违法行为。儿子在违法后用父亲的名字作“挡箭牌”，车祸发生以后，肇事者曾要求受害者家属赔钱私了遭拒，企图以此逃避群众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专家解析，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或“官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也已经出现。而且现实已经表明他们既享有特权，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贫二代的问题，比起富二代和官二代更加令人困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有一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
其实无论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总不会少。为什么在今天会有这样强烈的社会恶感，人们对官二代与富二代的印象如此之差，在大多数公众的眼中，他们成了年少多金、嚣张跋扈、肆意妄为和愚蠢无能的代名词。这其中的因素，首先应当拷问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没有赋予他们物质之外，生活的足够意义;没有教给他们权钱关系之外，与别人和谐相处的理由和技巧。今天的社会教育与引导，同样存在价值观的错位、缺失。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与平头百姓的差别总是显而易见的。教育的正确引导可能使一个人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和处事态度，不会因为自身条件的优越而损害甚至践踏他人权益，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要使能量巨大者始终不逾矩，就必须具有完备的社会制约体系。这不仅基于完备的法律与严明的司法，更基于全社会对于公平和公正的内心信仰和认同。
专家认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所以在发展中将承受很大压力。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时候由于利益分配的失衡，容易造成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不透明。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官二代”现象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当前愈演愈烈的“官二代”或者说“权贵二代”现象，著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政法部林教授认为，应建立官员回避制度。
“从世界各国反腐实践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早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其中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了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涵盖面很大。”林教授说。
不仅如此，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和报考公务员上，许多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环境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与其他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青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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