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大陆风风火火地进行扫黄之际，台湾岛内却有民众呼吁“保护娼妓人权”，并声称支持“性产业合法化”。经过近一年的激烈探讨之后，今年10月13日，台湾“内政部”达成了“性交易除罚化”共识，并排除设立“红灯区”，但支持“一楼一凤”的经营模式。
“性交易除罚化”是一个有点日本语的表达方法，其实质的意义是政府不再对性交易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在废除公娼制度13年后，卖淫在台湾又合法了。此举在岛内立即引起强烈争议。
有国民党“立委”炮轰说，“除罚化”将令岛内性交易产业化，最后恐将遍地开花。也有媒体感慨说，岛内性工作者发生的变化只算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仍然不少，但都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中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当局或推“一楼一凤”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内政部长”江宜桦亲自邀集社会学家、法律学者、当局及地方代表，就“性交易除罚化”进行最后一场综合座谈。多数与会人士认为，性工作者可采取“一楼一凤”或3至5人小型合组工作室的经营模式。
据了解，所谓“一楼一凤”最初实为香港色情业的说法，在台湾很少用，通俗一点讲，就是个体户经营性产业。此次，台湾“内政部”就是模仿其近邻——香港“卖淫嫖娼”的合法模式。
以香港的经验，所谓“一楼一凤”，是指性工作者在居所自行接客，但一个居住单位中仅能有一名性工作者;若一个处所由两人以上用于卖淫，即属违法。之所以要严格限制“一凤”，就是要确保性工作者的自主，避免色情集团或色情媒介在幕后操纵与剥削。但台“内政部”的构想是开放3～5人“工作室”，规模则大多了。
报道称，“内政部”提出这种经营模式，主要也是希望排除大规模、公司性的经营色情模式，避免人口贩运与性剥削。但性产业的经营地点仍有规定，像文化教育和宗教寺庙的一定距离内，不宜有性工作者，否则将取缔。至于过去一再被提起的“红灯区”，与会者并不赞成，多数人认为这种方式会使性工作者易被污名化，外界也会认为“一定没干好事”。
岛内长期“执着”于“只罚性工作者，寻芳客却没事”的“罚娼不罚嫖”规定，即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获，会被依法罚款3万元以下新台币，或拘留3天以下，但对性消费者则没有惩处措施。
台“内政部”此次朝“不罚娼”的方向推动修法，对从事性工作的弱势者而言，减少一层公权力的压迫，是值得肯定的事。然而，“除罪化”之后的性产业要如何管理，台“内政部”尚未提出周全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除罚化”相关结论还将提送12月召开的“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第18次会议中讨论。
“立委”担忧“全岛皆娼”
此番“性交易除罚化”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强烈訾议。宗教、教育团体无不反对，甚至惹来“立委”和励馨团体的猛烈抗议，认为此举形同当局鼓励性工作产业化，将使得“红灯区”化整为零深入住宅区，后果堪虞。
对此，国民党“立委”吴育升10月14日在“立法院”开火，炮轰“一楼一凤”很可能使性交易变成产业化或连锁经营，而不设“红灯区”更可能造成“春城无处不飞花”，“讲难听点，最后会变成全民皆娼，全岛皆娼”。
民视新闻台调侃说，吴育升前不久深陷婚外情传闻，此番强烈反对“性交易除罚化”，听得一旁“立委”直冒冷汗。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也质疑称，“如果我们全部都不处罚，就是承认性是可以买卖的，而性变成一种产业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性的价值又是什么?”她说，性产业带来的治安、性病等社会成本非常高，应将处罚嫖客的罚金视同“国民健康捐”，用于帮助弱势妇女。
民进党“立委”黄淑英则认为，性交易中的女性是弱者，因此“不罚娼”已经有共识，但是对于嫖客还是应该教育，或课以“社会成本捐”，她认为应该往“罚嫖不罚娼”的方向修法。
民间赞成与反对比例相当
性交易行为是否应该限制，或应该如何管理，在岛内一直是具有高度社会争议的议题。“内政部”2009年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8.2%的受访民众赞成给予性工作权，43.4%表示反对;47.8%反对性工作除罚化，43.1%赞成。
其中，持赞成票的男士比女士更多一筹。一些人认为，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总比流莺乱窜、警察乱抓好，他们唯一在乎的是“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
借用网上罗列一段“精彩”的解释“卖淫合法化”带来的好处：一增加税收，利国利民。二杀富济贫。三解决就业压力。四促进社会治安的好转。五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六利用税收来治理卖淫业，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性传播疾病的蔓延。七可以促进卖淫行业的国际交流。八卖淫合法化不会影响正常的家庭。九卖淫合法后，各级政府无需投入巨资举办各种形式的性教育活动。十卖淫合法后，刑法里也将删去“卖淫罪”。
但一般民众对于色情行业的最大忧虑，不在当局是真禁娼或假禁娼，也不在乎娼妓的权益有没有受到保障，而是自己的居家小区、生活环境有没有遭到色情行业入侵或污染，这才是民众检视当局作为的根本基准。
反对者表示，以色情集团控制之严密与手法之狡诈，要将色情交易“化整为零”，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采“工作室”形态，更增添执法认定的困难。如此一来，不管一楼几凤，性工作者仍将是色情黑帮宰割的羔羊，而一般住宅区却将沦为不设防的飞凤栖地了。
性工作者持续抗争
其实，台湾的色情行业不但存在，而且猖獗。过去十几年，台湾当局着重在推动“禁娼”与“废娼”，结果却是禁而不绝。如今，据了解，岛内之所以能实现“性交易除罚化”，在一定程度上与性工作者持续抗议有关。
1997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废公娼之后，多数性工作者转为地下私娼，来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私娼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挺身而出，要求恢复性工作者工作权，与此同时，她们还成立了台北市“公娼自救会”，会长官秀琴、副会长丽君，与公娼姊妹发动200多场抗议，一路“娼影随行”追着阿扁，最后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利的原因之一。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行政复娼缓冲两年。
废娼抗争，开启了台湾妓权运动。支持公娼运动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污名”运动。她们发动了近500场以上街头抗议活动，每逢大选、台北市长选举前，一定会以游行向各党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维法”罚娼条款。
原来在角落不被看见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在各种公共空间，包括在对政客的抗议行动中出现。她们召开5次娼妓国际会议，把全球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歌曲录制成CD、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将公娼馆“文萌楼”成功转化为文化古迹!
当性工作者现身于主流媒体，通过上千条新闻，和数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沟通后，越来越多的市民也逐渐了解性工作的真实样貌，并把层次复杂的问题厘清。
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此前，在“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更让她们的生存陷入困境。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4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陆续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
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励馨基金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目前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
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流浪在国外当妓多年的Miko回台湾之后说，在澳洲几年，她体会到一个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性交易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化，银货两丰，也不会有性交易地下化的那种黑白通吃的问题产生，更不可能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为一个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严来。
并不好挂的“红灯”
根据台湾“警政署”的统计，不时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30岁以上的底层娼妓。跑酒店的年轻辣妹从业者大多有“白道”撑腰，不时在招待所、桑拿浴场等高档色情场所寻觅政商名流买春的线索，她们担心的其实是狗仔队的镜头。
宜兰两名法官因此曾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去年11月“大法官”宣告“罚娼不罚嫖违宪”。此举也让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而“内政部”刚刚形成的共识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但有舆论认为，“内政部”对性交易“除罚化”有逃避职责及变相鼓励性产业之嫌，以“小型个人工作室”经营性产业，恐怕会让剥削者有机可乘，并让色情业在街头乱窜，造成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央社”总结说，如何兼顾“大法官释宪”，同时取得社会高度共识，提出完善的性交易管理配套，考验着台当局的智慧。
试想，奢言禁娼多年，台湾当局都无法真正把色情行业的气焰压下去;现在，在毫无配套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抛出开放“一楼一凤”的想法，这怎能不让人担心?在大松绑的前奏，一旦把色情行业引入市区，谁能承担后果!
另有评论称，性交易合法化绝不是特效药，反而可能助长色情业泛滥。社会上历来都认为，任何一位清白、生活有着落的女子，有谁会自愿的去做性交易;再者，其实要解决、纾缓色情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社会多方面的长期努力和配合。当局必须提出更周密的计划，做好相应倡导工作，使民众的心理有所准备，否则，势必因政策反复而引起激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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