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迅速蹿红，农民工版《春天里》的手机视频引起竞相传阅，打工文学《国家订单》荣获鲁迅文学奖。三件看似无关的文化热点相继出现，为喧闹却平淡的公共文化空间吹进了一股新风，给人们带来了久违的感动。
而事实上，从1999年痞子蔡的那部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不需购买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再到“芙蓉姐姐”，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凤姐，犀利哥，歌曲《织毛衣》，川子的《幸福里》……草根文化的发展，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悄悄壮大。
底层的声音越唱越响
事实上，“旭日阳刚”(农民工版《春天里》的主唱)已经不是第一位通过网络红起来的草根明星。今年年初，一位被网友称为“犀利哥”的流浪汉被奉为时尚达人，甚至连英国《独立报》也对其进行了专门报道。描写男女感情的《织毛衣》，原本是老知青流传下来的一首老歌，随着“快男”网络参赛渠道的开通，它凭借直白的话语重新感动了乐迷。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民谣演唱会上，开场的川子因“中国达人秀”为人所知，他以歌曲《幸福里》、《郑钱花》将气氛推至高潮，歌曲内容直击房价、物价等社会现实问题。优酷网站发起的“11度青春电影行动”中，一部名为《老男孩》，围绕梦想描写两个老男孩经历的电影，在20天内得到了13328109次播放……与周杰伦、蔡依林式的俊男美女流行偶像不同，这些人或者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糙”，凭借真实情感的流露，打动不少人。
在十三月唱片公司老总卢中强看来，“旭日阳刚”的走红并不是一种偶然。“渠道的变化自然带来了这种变化”。卢中强认为，对于主流渠道而言，歌手、演员、明星、电影、歌曲都需要经过包装，照片要PS，演戏也只是在演几千万砸出来的一部电影作品，讲的却是在老百姓看来那么遥远的故事，很难引起大家的共鸣，“主渠道这种弱势，反而促使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他认为，通过网络能红起来的基本有三类：自然的，比如《老男孩》、西单女孩、“旭日阳刚”的《春天里》，这些作品或者人物恰如其分地流露出真性情，比较容易打动人。另一类则是黑色幽默的，比如《织毛衣》。此外就是批判现实型的，比如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川子的《幸福里》。“总的来说就是一种反主流的价值观，回归自然、本真。”
农民工歌曲的代表
事实上，农民工版本的《春天里》红了，并不代表这首歌就是最受农民工欢迎的。真正受农民工欢迎的歌，是《狼爱上羊》、《求佛》、《你是我的玫瑰花》、《那一夜》、《爱情买卖》等所谓网络歌曲，这些歌虽然被专业人士痛批为“烂俗”，但却流行得一塌糊涂。事实上把这些歌称为手机歌曲更合适，拿着山寨手机，放着《狼爱上羊》，跟着哼几句，是农民工生活的一道风景。专业人士是理解不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的：总共2.3亿农民工里，有1亿多是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5亿外出农民工里，新生代农民工占了六成，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情感。其实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30岁以上的农民工，婚姻和情感也是一个焦点问题。调查显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现在农民工的首要心理问题。所以简单直白的爱情歌曲，正是适合农民工的精神食粮。
这里无意探讨歌曲的类别。正如狄马在《无权势者的睡眠》中写道的：富人、阔人、权势者可以独占金钱、权力、地位，却不能独占睡眠，穷人至少还拥有睡眠，如果说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那么，对穷人来说，惟有这睡眠的8小时，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真正的人人平等。我们同样可以说：富人贵人也不能独占歌曲，不仅仅是农民工，所有底层人至少还拥有歌曲。不管是被工棚阻隔的夫妻，还是每天看着红男绿女的服务生，只要在旋律和哼唱中，都可以憧憬“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的甜甜美美，或者幻想“狼爱上羊，爱的疯狂”的轰轰烈烈，这一刻，人人平等。
盛开底层民众的理想
正是这些来自草根的文化作品，让我们明白了理想并不是一部分人群的专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讥笑母鸡的理想只是一把米。其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母鸡，甚至还不如母鸡。母鸡也有母鸡的理想，每一人群的理想都值得尊重，即便最底层民众也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在财富、知识、资源拥有上的弱小，并不限制他们在理想、在心灵上的强大。
是的，这只是底层人的理想，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傻。为了理想，他们身体漂泊，心灵更在漂泊。他们并不奢求别人的理解，并不乞求别人的同情，甚至并不渴望城市的包容，并不在意明天的阳光。他们只是坚定地朝前走。
不要去怀疑他们的付出值不值得。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漂泊与付出可能只是画圆圈，许多人奔其一生，依然老无所依。但是永远不要怀疑他们的快乐，他们在追逐理想途中的快乐。这世界上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活在理想里;这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没有理想。很多的时候，在许多人的眼里，理想者是痛苦的。其实，理想者是快乐的。因为有了理想，所以一切付出就有了意义;因为理想的距离，所以在追逐理想的路上，便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悟到了更多的人生风景。
此时，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仔细聆听，聆听这首心灵的歌，理想者的歌，别让他们的歌“无人问津”。
拷问文化内涵
然而，这些颇有人缘的作品看起来都有些粗糙：《老男孩》40分钟的小制作怎么看都像网络拍客自己鼓捣的实验品;在打工者翻唱《春天里》的手机视频中，背景是矮小拥挤的宿舍一角，两位“主唱”放下啤酒瓶子赤膊上阵，纯属自娱自乐自拍;打工文学作者王十月虽然“踏入文坛”已近10年，但其获奖作品《国家订单》的文笔并不“专业”，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质野无文……
到底是什么感动了我们?我们究竟为何而热泪盈眶?《国家订单》讲述服装厂小老板和打工者的矛盾，但并没有简单地将两者对立，他们面对的困境虽然不同，但内心的挣扎都是相似的;《老男孩》虽然风格夸张、极力“搞笑”，却藏不住“老男孩”们“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的辛酸感慨和试图超越“未曾绽放就要枯萎”那样平凡生活的挣扎;在《春天里》，“主唱”们并非“演唱”，当年一把破木吉他带来的快乐，和如今“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相对比，唱的更像是他们自己，忘情投入的神态和质朴粗犷的嗓音每每叩动人心。
形式粗糙却透着股真诚劲儿，生活即使令人心酸也不放弃希望。三部文艺作品一时风行，构成了观察当下文化现场活生生的片段，它也许有助于认清那些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什么是文化?我们的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我们如何顺应文化的规律真正促动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提起文化我们往往想起的是经典和文化大师，却极少想起我们自己。然而正如政治和经济一样，文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文化就是我们脉管中流淌着的血液，那种把经典和文化高高供起来的行为实际上是将文化异己化和非人化，把普通人变成文化的对立面，让人相形见绌、顿生卑微粗鄙之感。《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草根文化作品的作者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人，他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凭着真诚和才华依然获得如此众多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共鸣，就是最好的证明。文化不仅是一种“产品”和“商品”，更是人之生而为人应有的表达权，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我们的社会需要怎样的文化?以人为本的社会需要以人为本的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首先要尊重人、尊重现实。那些从现实生活里生长出来的文化，鲜活充满生机，它们也许并没有精致的形式，也不需要多大的成本，却为人传唱不息。《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里那些最能感触心灵、让人过目难忘的名篇多数都形式简单，风格朴拙，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中国最早的诗歌《弹歌》只有简单的8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极尽节制却不失生动，令人回味不已。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启功先生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明清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长”、“嚷”、“想”、“仿”四字既精要地概括了中国诗歌四个阶段的美学特点，更是态度鲜明地推崇尊重人和现实、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学创作。
我们需要真诚的文化。真诚的文化就是不扭曲对现实的感受，真诚表达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的文化。李贽说“童心者，真心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刘勰《文心雕龙》更是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情动于中而发之于外，形式和内容自然天成，浑然一体，贴近生活，靠近人心。在打工兄弟的《春天里》，我们能听到歌声中涌动的拳拳真情，饱含着太多的沧桑和感慨。他们不说，但歌词透露出来的辛酸和粗犷、略显苍凉的声线，在真挚的“嚷”声中水乳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讲，几臻完美。完美不是完整和精致，完美是具有征服人的力量。
从功能上看，我们的文化不仅应有教化的功能，更应该重视文化作为公民基本表达权利的“疏泄”功能。古希腊的哲人即强调文化的“疏泄”功能，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们通过观看悲剧能够疏泄心中郁结的情绪，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这一点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更加重视悲剧这一文艺形式的原因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抒写心中的郁结、感悟和思考有利于人的身心和谐，而伟大的艺术也将从中产生，这就是所谓的“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文化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益，文化的教化功能应该结合文化的“疏泄”功能，而不是单向度的“灌输”，而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下，单向度的“灌输”无法起到教化的功能，我们更应该重视人本身具有的自我净化功能。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这句话不能流于形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文艺巨匠，更要让广大人民都有文化的渠道和途径表达自己的情绪、梦想和诉求。主流来自草根，草根孕育了主流;每个人都有文化创造的天性，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解放这种天性。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文化权益，支持那些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草根”和公民文化，让他们有权利“被倾听”，“被关注”，“被欣赏”，从而融会更富生命力的文化生态。
农民工应有“文化的春天”
他们不是什么有形有款的时尚男女，也不是什么声如天籁的演唱天才，他们只是普普通通进城务工的农民。简陋的出租屋工棚、饱经沧桑的面容、劳动者坚实有力的裸露背膀、一把破吉他、一支旧麦克，还有一支夹在手上吸了一半的劣质香烟……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他们真真切切的生活舞台。
农民工演唱组合“旭日阳刚”，带着农民工的文化标签走进人们视野，用心灵和形体语言唱出了共存于人类心底的阳光，让人们感受到了农民工身上那种简单朴实的真性情的律动。他们将视频放到网络的举动，则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内心深处对交流的渴望，反映了他们的精神文化诉求。他们再次唤起了大家对农民工这个为中国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者群体内心世界的关注。
近年来，广大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离开父母妻儿进城务工，像园丁一样种植浇灌出一座座现代化的美丽城市，他们是城市最具生机活力的建设者，然而，却面临着融入城市生活的困惑。从“旭日阳刚”的身上我们看到，把农民工群体从城市过客的心态包裹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化作城市的精神动力，是城市文化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更是对一座城市文明进步程度的考量。
如今，上海、南京等城市都出现了农民工艺术团。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热门电视节目也都有农民工的身影。今年在天津举办的闻名全国的第十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也首次有农民工选手进入决赛。这些令人欣喜的进步，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工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努力尝试着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面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惠民工程已经展开，但要弥合农民工群体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城乡差距”，或许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农民工群体的作息特点、分布规律、生活条件、心态特征等因素都是传统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不曾面临的，或许将来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服务平台应该具备这样的特点：首先，它是为一个群体提供常态化的文化服务，而不是针对一家企业或几位农民工演艺人才的偶尔为之的文化现象;第二，它能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旭日阳刚”这样有文化艺术追求的农民工从地下通道和简陋的工棚舞台走出来，施展才艺，抒发情怀;第三，它应该以包容和平视的眼光提供文化服务，以欣赏的态度加以引导，而不是一个抱着改造的想法对农民工文化加以斧琢;第四，它应该是农民工群体通向城市生活的文化桥梁，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不是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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