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男孩》、《春天里》等体现底层文化的作品被网络传播开来，也引起了大众对底层文化的再一次热烈探讨。然而，除了这些视听文化，更多能够体现底层民众生活的莫过于底层文学作品。
底层文学更多关注现实世界里的底层——在经济、情感、道德等多重压力下的活生生的人。底层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有压迫可能就会有反抗。但在资本和精英主导的新社会意识形态下，底层存在着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的诱惑。翻身之后还要“翻心”，勇于批判和斗争，创造新的文化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底层文化的出路。
底层视角：文学如何表达?
一对乡下夫妻带着孩子来城里承包了一厕所，为省房租，也图方便，全家平时就住在这厕所里，负责厕所卫生、收费等。孩子在附近上学，天不亮就跑去学校，蹭到天黑才肯回家，独来独往，竭力避免让人知道他家住哪。可有一天，同学还是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嘲笑挖苦他。孩子受不了，在雨中一路奔跑，直跑到城郊大桥上，跳河自杀。这是王祥夫小说《狂奔》的情节。以底层的视角写故事，这类作品就叫“底层文学”。
与现实社会的直接批判与呼吁不同，我们平时只知道进城打工者的艰辛是社会问题，然而，谁又能真切地透入底层灵魂的深处来思考呢?走出象牙塔，选择底层视角而非精英立场来表达，“底层文学”重新建立了文学跟现实世界的联系。曹征路的《那儿》写国企改制及工人抗争的故事，《霓虹》写下岗女工被迫去卖淫的故事，《问苍茫》写一些从农村来的女工在一个血汗工厂想罢工的故事。“底层文学”不仅仅敢于直面严肃的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的变化与人的变化，它更愿意关注生活在底层里活生生的人们——内心情感、复杂的情境，以及基本道德伦理问题。底层所承受的政治经济压力，会轻易地转化成道德困境和情感压力，这是“底层文学”表达底层的最独特的地方。
城里有两户关系很要好的人家，一家的小孩落水，另一家的妈妈让自己孩子去救，结果救起了小孩，自己孩子却溺水身亡。溺水孩子的母亲不断地同那家交涉，希望能赔四万元钱。但对方生活困难，以卖鱼为生，实在拿不出来。悲痛的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说，孩子的命难道是四万块钱就能买回的吗?你怎么还不愿意出?一气之下，就把那家小孩绑架了，困在旧楼的水塔里，想让对方母亲也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因为过度紧张和劳累，竟把这事忘了。小孩在水塔里呆了两三天才被人解救，而这个母亲则被关进了监狱。这个故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环境的压力下，传统的道德还有无生命力?孩子落水，我们要不要去救?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使基本道德伦理面临巨大考验，底层的精神处境艰难。
底层的力量与精英立场
胡学文的小说《向阳坡》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村子，村里最好的一块土地是向阳坡，被一个农民承包耕种。一天，村长对这个农民说，你不用再种地了，有人看上了向阳坡，你只要帮忙看着就行，一年会给你好多好多钱，准比你种地收入多。农民觉得不错，就答应了，但后来发现，这块地不是要开发，也并非要种庄稼，而是建了个坟墓，要求他每天去看墓地。这墓地里埋的竟不是人，而是狗——一个有钱人用很隆重的方式将爱犬埋葬于此，并将墓碑修得很好。于是，这个农民一次次去找村长，说我为什么要给狗看墓呢?而且拿了村里最好的地给狗埋葬，别人都劝，有钱人爱埋人就埋人，爱埋狗就埋狗，钱不少给你啊。但这农民的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最后实在承受不了，就把墓挖开了，把狗尸体扔了出去，再多钱也不要了。
很多人觉得农民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这样简单的看法来自一种精英、外在的视角。向阳坡的故事就发现了底层自身的力量，弱者的反抗方式，执著的精神坚守。这种力量跟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农民，确实是没有西方精英式的文化知识，但他们有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淀，农民就认这个死理，这个“理”就是最核心的文化，底层的执著，这是底层坚守的力量。
然而，从更多“底层文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思想资源还很匮乏，常停留在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从而削弱了可能的思想深度。立场过于“精英”，选择站在高高的位置将“底层”描述为愚昧、落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底层蕴涵的力量，也不能将自己置身于和他们平等的位置，预期的读者仍是知识分子，而不能为“底层”民众所真正阅读，更遑论发挥作用。
资本主义逻辑正试图俘虏底层
底层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一心向往上层的生活，他们往往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和自己所置身的生活处境没有认真关注。即使是处于最底层的人，他们整体的思想状况，也受上层思想的影响，梦想早日摆脱底层。很多来自底层的青年，他们的自我奋斗目标就是进入精英阶级，进入上流社会。这种思想逐渐瓦解了底层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想的和说的已经不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欺压他们的阶层利益。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提到，人的阶级区分不只是源于“出身”，亦且源于所受到的“教育”。对于底层的人来说，如何才能不“忘本”，不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俘获，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唤起人们对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让人追求有房有车的生活，追求精英的话语权与身份、地位，连一些出身底层的人也是如此，全然抛弃了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识和对自己父母、家乡的关切与同情，这是很可悲的。
现在不论是文化还是教育，都充满着中产阶级的幻想，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列宁对“两种文化”的区分并没有过时，只有通过对“统治阶级思想”的批判，“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才能浮现出来，只有取得了“文化领导权”，“被统治阶级”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摆脱那些花花绿绿的幻想，脚踏实地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是真理。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压迫不一定有反抗，所以才有人强调“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压迫者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进行控制，而且在思想上也把自己的逻辑灌输到被压迫者身上，久而久之，好像这些就是自然的了，被压迫者也认同了压迫自己的逻辑。鲁迅说，这是“国民性”，胡风概括为“精神奴役的创伤”——开始会反抗，但不断地失败、被报复，几千年下来，在底层人心中就会有这样一种阴影、创伤和习性，在反抗前要先考虑一下反抗的得失。
底层真正的出路在于，翻身之后，还要“翻心”。底层翻身后，如果仍然认同以前的原则，譬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不过是很简单地从受压迫者变成了现在的压迫者。诸多上层精英的人生理想，混杂着金钱至上的原则，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各方面的便宜都想占，竞争万能、市场万能，这些都是很多人不加考虑就认同的新社会意识形态，流行于全社会，沉潜在很多人的意识、潜意识乃至无意识中。
但这些真的正确吗，人类历史从来就如此吗?好像并不是。在今天，“底层文学”应该起到翻身后的“翻心”作用，勇于批判，敢于斗争，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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