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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31省级政府新领导全部亮相 “60后”跨入决策层

yangguangshixian 2010-12-13 17:07:28 童光来 总第022期 放大 缩小

“60后”跨入决策层

1月28日上午,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谢茹当选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不满40岁的谢茹,成为内地最年轻的副省长。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中,和他一样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

 就在一年以前,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省长周强,还被外界视为内地最年轻的正职省长,不过,在2008年1月,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陆续换届之后,他所保持的纪录也被努尔·白克力刷新。

1月22日上午,出生于1961年的努尔·白克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新一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在内地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所占比例为20%。

除周强、努尔·白克力、谢茹之外,“60后”官员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陆昊、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等等。

“‘60后’亮相政坛,成为我国干部年轻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笔者,“现在出现了39岁、40多岁的省级行政首长,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在200多名正副职省长、市长、主席中,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所占比例为39%。

蔡霞教授认为,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长期和青年人打交道,他们思想更活跃,处在这个时代的最前沿。大量起用共青团干部,十分有利于当前的改革开放进程。

中央党校副教授王金柱告诉笔者,我国的干部年轻化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不是突然提拔的结果。

在新当选的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绝大多数是1950年后出生的。

在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看来,在地方政府,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领导者已成为“中坚力量”。“干部年轻化,正成为我国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的主流趋势。”

蔡霞分析认为,这批年轻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近20年我们党着力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学中,蔡霞教授与这批官员也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中央党校副教授王金柱告诉笔者,我国的干部年轻化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其直接的动因是要解决十年动乱之后干部年龄偏大、青黄不接、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

30年平稳过渡经历四个历史阶段

然而,官员年轻化所经历的道路并不顺利。

据王金柱副教授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注意到干部年轻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层总体上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干部交接班的紧迫性尚不突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干部年轻化问题没有完全引起重视。

“在粉碎‘四人帮’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来愈突出,如何选好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显得日益重要起来。”王金柱说。

在年龄结构上,统计显示,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为63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相当一批干部连8小时工作都难于坚持,干部无法承担繁重的任务。

据王金柱副教授介绍,1979年7月,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有意识地选拔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0年中,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干部年轻化工作,全国各地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使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康成长,顺利实现了干部的新老合作与交替。

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晓燕看来,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干部年轻化问题,已经从最初采取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的过渡性办法解决高级领导干部“下”的问题,以及建立培养后备干部制度解决“上”的后备人选问题,到后来适当选拔少量年轻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从政历练,发展到目前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大规模的整体推进阶段。

在这些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般在60岁左右,也有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般为50多岁,还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般为40多岁。

“‘老、中、青’搭配的格局已经形成。”蔡霞教授分析认为,这种“梯队式”的年龄配置,十分有利于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

“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干部,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资源,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磨合和传承,这些宝贵财富,可以为‘50后’、‘60后’继承,并在将来,向更年轻的干部传承。”蔡霞说。

“东学西渐”现象明显

1月29日,武汉。

这天下午,在湖北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51岁的李鸿忠当选为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武汉都市圈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即“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一天前,李鸿忠被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在就任湖北省省长之前,李鸿忠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主政“经济特区”已有4个年头,在广东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

1月15日,在香港“第三届中博会新闻发布会暨招商邀商会”上,湖北省副省长李春明指出,前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担任湖北省代省长后,将利用在沿海地区的经验和人脉,推动湖北的发展和开放程度。

分析200多位正副省长、主席、市长的履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大量官员拥有不同省份的工作经历,一些出生于较发达地区或者具备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的官员被调往中西部省份。

“譬如,秦光荣,曾在中部省份湖南省担任要职,如今,当选西部省份云南省省长。蒋巨峰,曾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省任职,如今当选四川省省长。徐守盛,曾在东部发达省份江苏省任职,如今当选甘肃省省长。”蔡霞说。

“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欠发达地区也有可能遇到,选拔具备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的官员去中西部任职,不仅有利于把创新思维带到该地区,推动该地区改革开展、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蔡霞教授告诉笔者。

多数高官历经人生磨练

17岁时,罗保铭(现海南省省长)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19岁时,李鸿忠(现湖北省省长)在辽宁省沈阳郊区插队。后曾任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团总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3岁时,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鸿举(现重庆市市长)在重庆彭水重晶石矿工作,后任股长。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简历显示,绝大多数官员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中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

他们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云变幻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探索。其中有的插过队、做过知青,经历过苦难,甚至有的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在基层工作、锤炼。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特殊时代造就特殊的官员品质,在这些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身上,多具备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务实亲民等特点。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袁纯清在任西安市委书记时,曾经雨天不打招呼,“微服私访”,视察西安的街头巷尾。

胡星斗教授发现,很多人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如湖南省省长周强、宁夏回族自治区代主席王正伟、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山东省省长姜大明、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等。

“那时‘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高官恐怕不会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使命。”胡星斗说。

在新当选的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直辖市市长、副市长中,超七成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有的人还有留学经历,并出现了一批学者型官员。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步入省级政府决策层,这对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来说,是好事。

学者型官员成新亮点

1月23日上午,在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大会上,袁纯清当选为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

袁纯清,1952年生,湖南汉寿人。由于幼年生活在山区,袁纯清常对外界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

事实上,不论在政界,还是在学术界,袁纯清皆取得了煊赫成就。

在担任陕西省省长之前,袁纯清曾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副处长、共青团十二届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秘书长,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令人瞩目的是,袁纯清还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系学者型官员。

1998年,袁纯清的著作《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出版,他在书中运用生物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

该书为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之一,由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作序。

2002年,商务印书馆再版袁纯清的著作《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袁纯清由此成为“国内运用共生理论研究经济的第一人”。

超七成高官拥有研究生学历

在新当选的正副职省级高官中,袁纯清只是众多学者型官员当中的一个。

就在紧邻陕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1月21日上午,民族经济学博士王正伟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

在东北,滕卫平当选为辽宁省副省长,他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研究生学历,职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陈章良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他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博士学位,职称为教授。

在中南,陈肇雄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他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获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郭生练当选湖北省副省长,他毕业于爱尔兰国家大学,获博士学位……

在集纳的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共有40人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为20%。

在这些官员中,拥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者居多,共计181人,所占比例超七成。除1人为高中学历外,其余皆为大专以上学历。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出,学者型官员越来越多地步入省部级决策层,成为中国政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地方领导人的学历中,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很高的学历,有比较完备的知识结构。”蔡霞说。

学者型高官可提高解决问题质量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殷庆言说。

殷庆言在《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学者是在学术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

眼下人们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现象,主要指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后成为官员。

还有的知识分子虽然先从政,但经过自身刻苦学习,而后成为某一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雪冬发表文章说,在优势方面,学者型官员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

同时,学术训练中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

不过,杨雪冬也指出,学者型官员也有缺陷,他们不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缺乏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

此外,一些学者型官员很容易把自己的学术习惯带到政治生活中,通过政治权力放大这些习惯的危害。

“党外高知女性”大量涌现

1月23日,在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朱静芝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拥有研究生学历。

1月24日,在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公党党员甘霖博士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

1月26日,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中,经济学博士、民盟成员程红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1月26日,在山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九三学社成员王随莲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

1月28日,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中,经济学博士、无党派人士谢茹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她们的共同特点分别是: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女性。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这是执政党配备领导班子的意图实现,是多年的习惯做法。统计数据显示,在内地31个省份中,共有30多名非中共人士担任副省长职务。非中共党员出任要职以后将更多

一个背景是,中共中央在2000年制定下发的《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中,首次将“照顾同盟者利益”由一条历史经验,进一步确立为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晓燕指出,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照顾同盟者利益”原则具体化,尤其是党外人士从政的步伐在这几年明显加快,表现为数量的大幅增长和实职安排上的不断突破。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数据显示,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有3.2万人。单在首都北京,就有逾2000名党外代表担任局处级领导。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非中共党员出任要职,这样更多地体现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特点。”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

另外,女性从政比例也不断提高。统计数据显示,在内地31个省份中,共有30余名女性担任副省长、副主席、直辖市副市长职务。

早在去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低于22%,这是中国首次对全国人大女代表比例作出明确规定,也进一步证明和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女性特别是高层女性参政的重视。

基于以上两个特点,再加上学者型官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省长换届过程中,便出现了像程红、甘霖、王随莲等直辖市副市长、副省长。在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看来,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如果不是这样,倒成新闻了”。

“海归”进入政府决策层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步入省级政府决策层,这对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来说,是好事

统计发现,有8位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当选为副省级领导人。

程章良,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无党派人士,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张来武,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才利民,山东省副省长,曾经留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在经济与统计系获研究生学历。

郭生练,湖北省副省长,曾经留学爱尔兰国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士,步入省级政府决策层,只能说明省级政府干部知识层次越来越高,眼界更为开阔,可以把当代世界的先进知识与国情结合起来,这对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来说,是好事。

文科背景占七成

在年轻的省级官员当中,所学专业涵盖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中文、新闻等专业

在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拥有文科学历背景者,所占比例为76%。

在年轻的省级官员当中,所学专业涵盖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中文、新闻等专业,如北京市副市长蔡赴朝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在职研究生。

据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传统理工科出身的干部所形成的“工程师主政”局面正日益改变。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主政。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殷庆言著文称,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

殷庆言指出,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

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科技对经济发展作用巨大,科技精英中参与管理国家的人员迅速增多。随着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走向成熟,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

“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殷庆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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