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