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时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
社会组织仍然缺席
2003年SARS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SARS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之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然而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志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爱心最忌讳的是被强制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现在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变相强制的意味。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的历年财政盈余，足够担当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职责。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动员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比起海外，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10分钟捐献10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以地震为契机，重建中国人文精神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注：本文作者为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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