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
现代慈善开创者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始于20世纪初。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立了“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在1919年去世前，卡内基累计捐款3.3亿美元，而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至今仍在造福世人。
作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卡内基启发了包括盖茨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卡内基曾留下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为慈善家世代传诵。最终，作为美国第一代的超级富翁，卡内基捐出了他的全部身家。
奠定现代慈善组织运作模式
不过，如果仅仅是捐出巨额资产，卡内基还不足以被称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在他之前，美国的慈善活动早已有之，富翁捐款也不少见。卡内基的开创性在于，他成立了商业化运作的慈善基金会。在卡内基看来，“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不大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普通百姓，而是通过设立基金会，以企业化的方式管理。这种方式不仅使“卡内基基金会”得以历经100多年历史而屹立不倒，而且奠定了美国现代慈善组织的基本模式。
所谓慈善基金会，就是“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业的合法社会组织”，主要资助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教育和医疗卫生始终是基金会关注的重点。“卡内基基金会”主要关注教育事业，在建立初期就向教育事业捐赠了560万美元，超过了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则重点关注医疗事业，造福人类的青霉素发明就是其资助研究的成果。哈佛大学基金会则是当今世界最有钱的学校基金会，拥有大约50亿美元的储备。
美国慈善 要看经济的“脸色”
2007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060亿美元，这是美国年度慈善捐助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2290亿美元来自个人捐助，其中一半来自收入水平居美国前10％的家庭。在大多数年份，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会参与各种形式的慈善捐助。各类基金会共捐助385亿美元，居第二位。接下来分别是遗产捐赠和企业捐赠。
盖茨捐款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毕竟，他捐出了580亿美元。但在美国，平民百姓的捐款热情也令人惊叹。《时代》杂志曾发表文章称:“在每一个‘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美国人。”曾有统计数字显示，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捐款额占到其年收入的5.2%；而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捐款额为2.2%。
不过，美国人的捐款热情也并非一直高涨，而是要看美国经济的“脸色”。
慈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在卡内基成长为超级富豪的时代，美国经历了第一次经济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催生了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慈善家以及他们创立的现代慈善基金会。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新一轮强劲增长，将比尔盖茨推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也催生了新一代的超级慈善家。
然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伴随着美国人腰包的缩水，美国慈善组织也会遭遇冬天。比如，在2001年，由于美国经济十年来首次陷入衰退，许多大公司本身业绩不佳；股市的暴跌也使个人财富大大缩水。美国慈善组织由此陷入十年以来罕有的危机。不少慈善组织被迫削减预算，裁减人员。
可以说，慈善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经济形势良好、社会财富充足时，慈善如有源之水，充满活力。如果经济不景，社会财富减少，慈善也将失去不少活力。美国慈善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文化因素:当慈善成为流行
不过，现代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100多年前，卡内基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阐述了这种财富观。在这本书中，卡内基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100多年后，美国股神巴菲特也表示:“我从来不相信王朝世袭式的财富。”
在这种理念的熏陶下，美国的慈善文化得以生根发芽。
如今，美国三大主流财经杂志——《福布斯》、《财富》和《商业周刊》每年都会推出全球慈善家及慈善企业排行榜。这无疑也促进了美国慈善文化的推广，使慈善活动得到长久的关注。
盖茨再出发：
开创穷人富人一起受益的新资本主义
盖茨退休，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可能更代表了一个慈善新世纪的开始。捐赠数额空前的巨大只是比尔·盖茨作为伟大慈善家的一个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盖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盖茨认为，他将创造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让富人和穷人均能从中获益。
《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被盖茨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演讲中他说：“在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让它能持续不断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而那些没钱买服务的人就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创新型资本主义把这种对他人命运的兴趣与对自己命运的关心联系起来，既可以帮助他人，同时也可以提升自己。与单纯的自利行为相比，利己与利他相结合能够惠及更多的人。”
制度建设是根本
文/姚俭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一般说来，欧美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税收很高，尤其是富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消费税更是高得惊人。因此，富人们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达到合理避税，同时也是回报社会，体现富人良心的一种好办法。
●人们大多从道德层面评价盖茨的慈善之举，并由此期望中国也能产生一批类似盖茨的社会慈善家。其实，比尔盖茨的捐赠举动，离不开其个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所处的财富文化：除了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外，法律和税收逐渐成为富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约束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
●现代慈善事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有形或无形社会资源的一种合理、有效的重新配置和开发。这种重新配置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慈善的心灵和利益的驱动。无论是慈善心灵的激发，还是利益驱动的激励与约束，不仅需要道德与信仰的引导，更需要良好的现代慈善制度环境
●要让在抗震救灾特殊背景下所激发的全社会的慈善热情转化为一种不竭的内在动力，要使我国慈善事业纳入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制度建设是根本。除了继承我国慈善传统和近年来有益做法之外，我们需要借鉴欧美国家在现代慈善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加快慈善立法进程，逐步确立统一、完善的慈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
现代慈善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人类同情心和道德感的公益行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财富观念与慈善行为具有现时代的特征。除了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外，法律和税收逐渐成为富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约束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相关法律的颁布使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
一般说来，欧美国家对个人收入和消费的税收很高，尤其是富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消费税更是高得惊人。因此，富人们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达到合理避税，同时也是回报社会，体现富人良心的一种好办法。比如在美国，遗产税以10万美元为起点，共分为11个档次，如10万到15万美元，税率是30%；100万到125万美元，税率是40%；200万到250万美元，税率是49%；300万美元以上则是55%的遗产税。遗产越多，缴纳的税款也越高。
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税收激励制度以及从制度和机制上加强对慈善机构的有效监管，都对社会慈善事业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在欧美国家，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使捐赠者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
同时，一些国家的政府规定，进行慈善捐款可以大幅度减免税收。美国一直向富人征取高额财产税与遗产税，但同时规定，凭借捐赠票据可以免征一定数量的财产税和资本增值税。对美国人来说，与其财产被当作税款给征走，还不如捐给慈善机构。这种捐赠制度极大地刺激起了人们的慈善之心。
美国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包括免税、所得税豁免和捐赠减税等。另外，慈善事业往往能为企业带来用巨额广告费才能换取的社会效益。整体来说，企业更关注它们从慈善捐赠所获取的回报，将这些捐赠视为一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
盖茨慈善之举及其背后的制度环境表明，现代慈善事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有形或无形社会资源的一种合理、有效的重新配置和开发。这种重新配置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慈善的心灵和利益的驱动。前者是人类善良本性的显现或引发，后者是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明智选择。
无论是慈善心灵的激发，还是利益驱动的激励与约束，不仅需要道德与信仰的引导，更需要良好的现代慈善制度环境。同时，作为人们自愿、无偿地实施扶贫济困的行为，慈善事业不仅体现了自身的人道精神，而且通过对社会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使社会财富惠及社会各个阶层，进而协调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因此，在当代中国，加强现代慈善制度环境建设，大力培育新一代慈善家，推进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尤其是还没有一部全社会总的慈善事业大法，现有涉及慈善事业的法规也相对滞后。值得期待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促进法》已于2007年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在加快慈善事业大法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涉及慈善事业的各类法规。
其次，逐步确立统一、完善的慈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通过提高慈善捐款税收优惠的比例，实行凡是向慈善组织捐赠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建立起方便、快捷、易于操作的免税程序，确实让广大的捐赠者能享受到免税的好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逐步探索建立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以及通过开征遗产税、赠予税，提高奢侈消费品的税幅，引导富人把一部分资金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从而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第三，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的约束机制。从慈善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看，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至关重要。慈善组织通过定期向有关部门、捐助者和社会公开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公开和透明管理。从慈善组织外部监督角度看，关键是要形成和完善包括政府监督、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和媒体、公众的监督与评估在内的三位一体的机制；从慈善组织的内部结构看，重点是要完善包括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在内的内部的组织结构，优化民主机制、参与机制等治理机制。
结束语：
西方有勤奋、节俭、奉献的宗教传统，中国同样有“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文化传统；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改进，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改进最有力的助推器，现在有巴恩斯的资本主义3.0，有比尔.盖茨的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也在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现在“和谐社会”正成为新的共识。
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更有当今国门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批社会贤达、名流、企业家、离退休干部为水灾、为贫困大中小学生、为艾滋病、白内障的贫困患者，默默从事的慈善救助。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国内外捐款高达500多亿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统计表明，至少一半的富豪要求对其捐款事实及数额“保密”。
只是眼下先富起来的人们对社会的回报难如人意。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其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15％还不到。去年被选入各种“慈善家排行榜”的135名个人，共捐款9.85亿元人民币，约合1亿多美元，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却不到1％。而2000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65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30亿美元。两国虽无多大可比性，但是否也反映出其社会责任感与公益心方面的差距呢？眼下国内慈善组织数量的缺少，动员社会资源能力的有限，政府税收鼓励政策的滞后，慈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是否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反映的“慈善观”，有着某种关联呢？
慈善事业既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通过市场实现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实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乃是不可小觑的第三次收入分配。它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减弱“仇富”心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我们是否应当像看重劳模、看重各类专家一样看重“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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