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全面总结改革开放成果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那么从三十年前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到今天主办奥运，其间的内在逻辑则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历程，08年北京奥运恰好是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里程碑的意义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就对内而言，北京奥运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之路的产物，也集中折射中国崛起至今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没有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主办奥运的结果；但由于奥运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尤其是面对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互动，因此奥运又必然会在短时间内集中折射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产生的各种问题。
就对外而言，中国崛起从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因此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从纵向看，中国崛起是在过去五百年东西方秩序倾斜的历史中，随着东方世界的复兴，东西方秩序重新调适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其重要性和对西方冲击的程度都远远超过日本现代化和崛起。因此，与中国崛起相伴随的，是东西方秩序的调整、游戏规则的重新制订、东西方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各自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所有的这些冲突，都会在北京奥运这一环节和个案上得到集中的体现。中国在筹备北京奥运过程中与西方世界产生的一系列磨合乃至冲突，既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和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乃至困惑；所有这些必然将跨越北京奥运而进入“后北京奥运时代”，成为中国与人类所共同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筹备奥运的七年，是梦想与现实、悲情与自信、大喜与大悲、激情与平静交替呈现的七年，其对中华民族成长道路上的心理冲击和历练，是过去百多年多所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族有必要透过这一个案探寻一些自身和人类深层结构里的东西，这对于未来的中国崛起之路想必不无益处。
在这里，有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提到人们面前：一、北京奥运折射了中西关系的哪些深层问题？二、北京奥运折射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哪些深层问题？三、北京奥运和中国崛起将给人类带来哪些共同的启示？
奥运折射中西关系深层问题
北京奥运筹备的七年，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世界的人们对中国崛起逐渐发生微妙心理变化的七年，也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膨胀的七年，当然也是中国自身许多问题逐渐浮上水面的七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零八年主办奥运，其实是崛起、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的重要一站。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在奥运筹备的后期，这些“成长中的烦恼”无论是以国际摩擦还是以自身观念和体制的调整等形式，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问题是：北京奥运究竟能否从成长里程碑的角度，给崛起中的中华民族以更大的推动？这一问题显然已经跨越单纯主办奥运的技术层面，而切入中国崛起的另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今年以来，无论是奥运火炬还是西藏风波，抑或最近出现在中西之间的围绕新闻开放等一系列问题，集中折射了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日益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虽然“奥运非政治化”几乎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落实在具体问题上却可发现，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许多西方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近年就象一支突起的异军，给西方世界带来各种从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层面的各种心理冲击。因此，北京奥运就象一面镜子，准确地折射中西之间的这些深层冲突。
如上所述，过去七年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角度与定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间，由于双方关系态势的变化，双方对北京奥运的期待值也发生了变化。北京申奥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入世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都意味着中国有意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象征。但当时，中国崛起给西方的心理冲击远未达到今天的程度，因此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了：西方希望藉奥运更多地将将中国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中国则仅善良乃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就可能顺利完成融入的过程，而忽略了其背后许多复杂的因素。
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七年来，中国崛起以其对西方而言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的自身逻辑发展，中国在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已经与西方产生了许多摩擦；更何况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七年来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西方遇到了一个其在二十世纪从未曾遇到的对手：中国既不同于完全对立于西方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个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俯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无论是原来的仰视，还是现在的平视乃至俯视，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历史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其今天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过去数百年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每每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长期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的残留影响仍在。过去二十多年，西方面对的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并不会对其构成挑战的中国；更何况在冷战期间的八十年代，由于有苏联作为参照物，中国一度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一态势今天已荡然无存。实力竞争加上意识形态，导致西方今天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中国：转型期的艰难和方向
这样的复杂态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史无前例，因此双方都同时面临一个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只不过从中国来说，由于正处崛起期，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其心理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崛起。
西方看北京奥运，习惯于将其归入历史上曾有过的范畴进行评估，即套用日韩和苏联奥运的模式；前者曾全面推动日韩的崛起，而后者则未能阻止苏联的解体。殊不知，日韩和苏联模式，都与今天的中国和北京奥运不具备可比性。日韩虽然也在崛起期获得奥运主办权（这一点与中国类似），但作为西方体系的一员，日韩则是全方位拥抱西方价值观；而苏联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封闭，也与今天的中国截然不同。换言之，奥运之于日韩和苏联的影响，都有与今天中国完全不同的框架和环境。
作为转型中的国家，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是所谓的“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十六年发展，但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则已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公民社会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法治、多元、均富、开放的社会则尚有相当的距离。
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改革最慢和最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上，变得最慢的则是在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领域。虽然体制的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问题，但比体制改革更难的问题则是人们在某些领域里观念的改变或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并未同时伴随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精神世界的茫然和未开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因此，过去三十年，人们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持续观察到的就是新旧观念的博弈，前者代表中国改革所必然面向的现代文明、法治和开放；而后者则代表体制残留下来的传统思维方式。虽然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但从中国的发展方向来看，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因此，如何以新思维逐渐克服体制遗留下来的旧思维，应该成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后奥运时代：人类的共同课题
在“后奥运时代”，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方磨合及其艰难将得以持续。经历了过去五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之后，崛起的中国不可能完全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而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共同制订者。但这不等于中国不应该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一些文明成果。
同样，对西方世界来说，接受一个和平崛起并拥有现代文明和法治价值观的中国，是一个无奈但却是早晚要面临的事实。关键是在通往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西方将如何逐渐调适心态。西方观察和评估中国时，应将中国放置在一个坐标系，而非放到一个天平之上。西方若能将中国放到坐标系上，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以及未来的方向和依然必须完成的道路，就会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反之，若只是将中国放在横断面的天平上，那么就可能因中国在共时状态下与西方的距离而做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导读和评估。
二十一世纪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和西方若都能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类文明的共同高度来展开互动，那么眼下无论是围绕中国崛起还是北京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才是值得和有意义的。
(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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