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近日向社会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不消说，立马成了热线电话，拨打的人不计其数。但据报道，“南昌某市民拨打省长热线，电话那边传来工作人员热情的声音。和大家猜想的一样，不是省长亲自接听。”
于是长平一口气问了N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手机呢？座机难道不是更通畅，也更便宜吗？省长热线和此前公布的市长热线、信访电话、纪委和检察院举报电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让大家直接去找这些机构？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最后长平的结论是：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你就会发现省长热线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它很有放大了的人治特性。大家兴奋的就是手机这种“亲自接听”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种幻觉。
老板的日记
前面没有说清楚，省长的手机是为了举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受贿是不管的。所以，企业老板想要举报政府官员受贿，就得上网了。2007年年底，一份长达数百条的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在网络上曝光，湖南娄底涟源市这家烟花爆竹销售公司8个月内的每日送礼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2008年4月，娄底市纪委调查结果已经明朗，送礼日记基本属实。
晒衣服，晒工资，晒收藏，现在居然开始晒“送礼日记”了。唉，此风不可长，需要好好整顿了。
副书记的枪
中国人都知道，送礼也是一门学问，最主要的是能让人开心。比如说，打猎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打猎要看清楚，千万别误伤群众。小老百姓毕竟是也是人，不是动物。前几天，新疆塔城市市委副书记吕笃功打猎归来，把两个看瓜群众看成野猪了，导致一死一伤，现在已被刑拘。
媒体声音：
长平：省长的手机是谁在接？
《东方早报》
继一些地方公布市长电话之后，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向社会公布了省长、副省长、南昌市长的手机号码，目的是使南昌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平、公正、公开。民众多了一个渠道投诉，这首先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跟房屋分配的公开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省长手机热线的详情还应该进一步公开。
据报道，南昌某市民拨打省长热线，电话那边传来工作人员热情的声音。和大家猜想的一样，不是省长亲自接听。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手机就是要保证人在移动过程中也能亲自通话。如果电话仍然是由工作人员接听，记录下来汇报给省长，那为什么要用手机呢？座机难道不是更通畅，也更便宜吗？
其实，也都知道，就算省长忙中抽闲接了几个电话，那也不能成为一种常规，否则省长就是接线员了；而且，对于举报，就算省长亲自接听了，也要让人记录下来交有关部门去查，这跟工作人员接听了之后汇报省长，省长再签字让有关部门去查没什么区别。
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消息还是让普通百姓感到兴奋，也对一时解决具体问题有所助益。大家从中读出的信息是，省长很重视这个事情，也愿意有人举报。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在于实际运作，而在于执政姿态。
但是，把姿态和运作混淆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动机仅仅是姿态而已，那么就可能浪费大家的热情和时间。要找省长揭露一个人搞歪门邪道，可不是一件小事，往往要进行深入查证，准备大量的材料。我想省长大概不会说这只是姿态，而会说有运作实效。既然如此，就应该公布这个热线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要真的能够坚持接听，并认真处理好每一个电话，那么就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或小组）。省长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其工作职责是什么？这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也就是说，我打了这个手机，不管工作人员多么热情，我都需要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和省长是什么关系，他的正常工作流程是怎样进行的，省长会不会都要亲自过问，等等。
这背后潜藏的问题是，省长热线和此前公布的市长热线、信访电话、纪委和检察院举报电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让大家直接去找这些机构？我相信在实际操作中，省长不可能完全撇开这些机构另立一套侦查班子。惟一的区别是，有些材料是从底层直接投递上来的，有些是省长热线转过来的，甚至是省长签字要求处理的。是不是在这些机构的运作过程中，后两者就要得到优先处理的机会？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你就会发现省长热线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它很有放大了的人治特性。它的确有短暂的特效，但是这些特效是建立在长官意志的现实基础上的。那些想要举报的老百姓之所以兴奋，不过是期待偶然中和省长亲自通话，让举报得到省长的批示，从而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这跟古时候拦轿喊冤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关公开市长手机、省长手机的媒体宣传也在强化青天意识，中心思想是市长、省长如何亲民、爱民和为民。既然市长、省长不能总是亲自接听，那为什么不用座机呢？大家兴奋的就是手机这种“亲自接听”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种幻觉。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相反的情形：找政府不如找法院，找市长不如找律师。
送礼日记折射企业权利贫困
《 西安晚报 》
2007年年底，一份长达数百条的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在网络上曝光，湖南娄底涟源市这家烟花爆竹销售公司8个月内的每日送礼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他们提供给记者的请客送礼日记上，整个3月份，只有4天没有请客送礼的记录。仅办证的前期请客送礼他们就花费30多万元，送礼都送得麻木了。
2008年4月，娄底市纪委调查结果已经明朗，送礼日记基本属实。
“送礼日记”折射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严重缺位。正是这种权利的缺位导致这种权力庇护主义关系的滋生。或者说，“送礼日记”是公民或企业的一种所谓“非制度化生存”困境的体现。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具体博弈。
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形成一些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送礼日记”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一方面，“送礼日记”为我们揭开了公权力下的一个“潜规则”景象。另一方面，在揭露之后，我们担忧这个“吃螃蟹”者在今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生存环境，如果不能改变权利贫困的状况，那么，很可能会遭遇“暗算”，会成为一个潜规则下的另类而遭遇“逆淘汰”的命运。
可以说，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所以，“送礼日记”的警示意义，不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而是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在于如何给企业一个制度护佑与呵护之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走出这片“权利贫困”的困境。
谁给了塔城市委副书记持枪的权力
《东方早报》邓聿文
7月27日晨5时许，与外地客人前往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塔斯特景区打猎的塔城市委副书记吕笃功等人在返途中，绕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161团11连张玉川家的打瓜地边，将在地内看护打瓜的张玉川、李娟夫妇误当作野猪，吕笃功开一枪致二人中弹，李娟当场死亡，张玉川重伤。目前，吕笃功等人已被刑事拘留。
据报道内容来看，这种误把人当野猪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以下两个问题的存在，导致发生悲剧是肯定的，不发生悲剧反而是意外的。
其一，吕笃功等人去狩猎的景区是自然保护区。按照我国有关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动物是不能随便被猎杀的，何况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纵然野猪在夏天时常从山里出来损坏庄稼，但当地村民也只是用鞭炮吓唬它而已。作为市委副书记，不会连野猪不能随意猎杀都不清楚，知道而带客人去保护区猎杀就是知法犯法。
其二，吕笃功等人是携带枪支一支及子弹32发去狩猎的。按照枪支管理的有关规定，只有公安等政法部门、海关缉私人员，以及国家重要的军工、金融、仓储、科研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履职需要时才可配备公务用枪。民用枪支也只有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因业务需要才可配置。而且，上述部门人员携带枪支还必须同时携带持枪证件，否则，由公安机关扣留枪支。由此可见，塔城市委副书记是不属于可持枪之列的。考虑到新疆的特殊情况，也许部分党政机关可以拥有枪支，但即使如此，一个市委副书记也是不可以随便携枪出来打猎的。但现在，吕笃功等人不但携带枪支一支，而且居然带有32发子弹。
我不清楚塔城的自然保护区是否也允许普通老百姓去打猎，枪支老百姓自然不可拥有。假如不允许的话，那么，吕笃功等人能持枪到保护区狩猎就只有一种解释：因为他是市委副书记。所以，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知法犯法。
点评：
省长的手机，老板的日记和副书记的枪，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制度建设的缺失。省长公布手机号码，对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实质上的推动，但公众的反应强烈，议论纷纷，很多人跃跃欲试，希冀诉求突破传统的行政级别限制，直达省长。网络间潮水般的评论，足见民众对权力透明以及制度公平、公正、公开的饥渴与期待。
而老板的日记所反映出的公民在创办企业之初疏通各种关系所花费的巨额“礼金”，正是社会生活制度化程度低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必然要寻求能给予其庇护的特殊权力。
在自然保护区，当市委副书记吕笃功挟领导职务无视国家法令、滥用手中权力的同时，相关的权力监管体系也陷入同步失控境地，形成了双重的绝对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吕笃功也是制度防范不力的牺牲品，他滑向犯罪深渊时并未遇到强有力的阻挡，反而在权力默许的润滑剂下得到了反向加速度。如果还是就事论事地将吕笃功一人治罪，而不是重新审视与改进相关的制度监管体系、渎职问责体系、公共监督体系，“书记乱开枪”事件就依然埋下了有朝一日破土重生的灰色种子。
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打破各种权力崇拜，让政治不在乌云密布中“私自运作”，一部政治文明的进程史，就是一个不断打破权力神话，不断酝酿民主，不断启发民智，权力不断自我反省与修复，不断法治化的漫长过程。
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意味着民主、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稀疏平常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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