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80后”的众多评论中，人们往往只看到城市的“80后”而忽略了农村的“80后”——他们既和城市的“80后”大不相同，也和农村的“70后”相去甚远。
农村“80后”不自我
社会学家分析“80后”时，很喜欢用“独生子女”来描述这一代人，并认为“独生子女”独特的成长环境，对他们形成“叛逆”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农村部分“80后”有兄弟姐妹，这些人的幼年并不孤单，他们不缺少玩耍的伙伴，也不缺少一起干活的伙伴。
在社会学家看来，自我、情绪化、颠覆性是“80后”的普遍标志。实际上，农村“80后”由于过惯了艰苦生活，很早就知道上学、干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在大学校园里，最保守、最传统的学生往往就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大多刻苦学习，践行着父辈的教诲。走出农村、山沟，就是他们最朴实、最原始的动力。那些没有考上大学和过早失学的农村“80后”，离开学校马上投身到农活中，或成为民工大军中的一员进入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工地挥洒汗水。他们年轻，上过几年学，比起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属于有知识（知识在农村有时仅仅指识字）的一代，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颠覆，看到的是勤劳和责任。
民工的“城市化冲动”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形成了两代农民工。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中的“80后”越来越多。他们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赚钱作为第一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则还有“享受现代生活”等目的，部分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的社会，如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加入当地一些社会组织等；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对农活没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总之，他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
新一代农民工逐渐习惯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难以忍受农村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虽然自己的“根”在农村，却与农村生活格格不入，这常使他们尴尬。
“我不是来赚钱的”
据统计，在珠三角地区，“80后”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中，以挣钱为目的的人只占18.2％，而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71.4％。
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制衣厂的女老板，2006年新招了一个年轻杂工。小伙子刚满20岁，是一个没在厂里干过的“生手”。他经常在上班时间跟车间里的其他工人聊天，老板告诫他：“不要影响大家干活。”没想到，小杂工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又不是来赚钱的。我妈说了，没钱了让我管家里要。你这几百块钱根本养不活我。”工人“不是来赚钱的”，“扣工资”、“开除”等惩罚很难约束他们。“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位老板苦恼地说。
这种现象在珠三角地区很普遍，制衣厂老板和她朋友的工厂每年都要招很多这样的“生手”，这些“生手”几乎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老板们习惯把这批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工人叫“八字头”农民工。与“老”农民工相比，“八字头”农民工一是不能吃苦，二是对自身权益有了更高要求，仅仅提高工资已吸引不了他们，他们还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城市的娱乐方式以及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对老板来说，这些新变化无疑对他们过去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
“八字头”农民工中不乏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里也是惟一的“宝贝疙瘩”。尽管在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身份，但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
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在“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看来，工作只有“挣多挣少”的区别，而“八字头”农民工已开始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
然而，现存的户籍管理城乡分治的二元制结构，使这些进城工作、生活的外来青年，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状况。2006年，一项针对在杭州务工青年的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对“新杭州人”的身份缺乏认同感，认为自己“和杭州本地人不一样”。许多青年外来务工人员自18岁离家，到杭州打拼10余年，即使已在杭州安家，仍坚称自己“不算杭州人”。
由于收入不高，“八字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依旧节俭，吃饭、住房占据了他们“日常开支”的第一、第二位。令人意外的是，占据第三位的竟是“买衣服”。“寄钱回老家”的意向逐渐被抛在后头。一些专家分析，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后，其生活方式在有意无意间逐渐向城市靠拢，在言行、衣着上的城市化，显示了他们适应城市的主动性。不过，受种种因素的局限，青年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仍显得贫乏而单调，“看电视、影碟”是他们首选的业余活动，“读书看报”居其次，还有人选择“待在寝室，睡觉发呆”……
由于工作、生活、社交方面的局限，青年民工对城市人的看法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如有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杭州市民“排外、冷漠、看不起外地人”，这无疑也加大了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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