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往往是“参照当前时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题”，它通常未经证实，而且缺乏具体事实。然而，人们不一定要了解里面的逻辑，但仍可以选择相信谣言而“跟风”。跟风无疑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它让谣言显得更加可信)，但也可能承认，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官方公信力缺失
网络是个大众化平台，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谣言也是必然的。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二是信息的不透明。日本大地震重要性和关注度非常高，同时，核辐射的问题对于非专业的普通人而言很神秘，公众缺乏核知识，所以关于核电站爆炸后辐射问题的流言非常流行。
为什么有这么多民间版本的谣言，而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却总是引起怀疑?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公信力的缺失，尤其是在一些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官方曾经有过隐瞒或者发布不实消息，那么之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民众就很难充分信任所谓的官方说法了。
同时，公众人物在很多问题上需要负更多的责任，包括在信息的传播上，因为你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普通人。谣言不是谎言，而是对真相不明之事的想象性解释，如果没有信息公开，辟谣会比造谣更像谣言。
地震谣言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天灾是一种整体来说不可抗的事件，需要用丰富的民间想象来解释和舒缓它的压力。
“环境报复论”把灾害解释为人类过度开发和破坏地球导致的自然生态崩溃，但对于解释地震这样重量级的灾害来说，有点牵强。地震属于更深层的地质运动，跟表面环境关系不大，但往往给环保主义者很好的进攻机会，因为大众对地震的原理不甚了解，所以往往很有迷惑性。
人们对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不信任，是长期对抗式阅读养成的习惯。其实，国外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度也不是很高，很多人认为它们代表了各自财团的利益，比如这次的核电公司，就被指出有多次瞒报事故和修改数据的劣迹，这对国民的信任无疑是致命的伤害。有些谣言就属于基于不信任而刻意对抗官方话语的，谣言本身是真相贫乏时的民间自发解决，如果有足够可信的官方信息，谣言就自然成为不必要;如果没有，谣言将层出不穷。在没有食物的时候，画饼充饥也是一种安慰。
公众科普常识匮乏
抢购现象暴露出科学常识普及还不够。此次食盐抢购，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首当其冲，据分析，引起此次食盐抢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近期民间盛传补碘可防止核辐射;二是认为海水质量将受到核污染，今后生产的海盐不安全，不能食用。
对此，相关专家已明确表示，食盐里碘的含量是很低的，而且碘酸钾不同于碘片里的碘化钾，市民就算吃很多盐，也起不到多大的防辐射效果。而针对海水受辐射污染这种担忧，从目前监测的情况来看，民众也不用担心，因为海水被污染的可能性很小。此外，中国食盐大部分是矿盐，海盐的量不会超过20%。广东省大概也只有3成左右的食盐是海盐，而且中国矿盐资源充裕，不会供应不上。还有学者说，退一万步讲，即使抗辐射，也不能拿盐当饭吃，这充分暴露人们的科学知识还相对匮乏。
一位哲人说过，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思想的愚昧与无知。当今中国，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总量乃至民众的受教育程度，都已今非昔比，科学知识更为普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些抢购风潮。
谣言止于人的自觉。针对谣言，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负起责任，要在第一时间辟谣，通过科学知识粉碎传言，要对市场进行全面监管，在加大物资供应的同时，对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者严厉惩处。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一个民众都应负起责任，与政府站在一起，联手应对灾难，不仅要懂科学，更要相信科学，不仅不能信谣，还要做到不传谣，主动抵制谣言传播。毕竟，社会恐慌损害的不是个别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整体，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
封杀和刑罚不是“治谣术”
一个网名叫“红钻帝国”的青年，因在网上传播济南大雨导致某地下商场死了人的“不实消息”，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这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规定措辞不严，实际上很难统一执法。
所谓“谣言”，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传言”，可是将传播谣言写入刑事罪名，却会产生很多问题。人都在社会交流中，就必然传递消息，消息大多并非亲身经历，而是看来、听来的二手、三手消息。所以，保证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传播不实消息”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在向他人转述时，至多根据逻辑合理程度或现实可能程度作出经验性猜测判断，但是谁也做不到保证“真实”。人们不可能在转述以前都去调查确证，事实上有很多事过境迁已经无法确证，但我们还是每天都在传播。这里面，无疑有很多转述消息是“不实”之词，是在“传播谣言”。如果如此“传播谣言”就能入罪，每个人都可以抓起来审一审，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所以，很难在其他法治国家的刑法里找到“传播谣言”的罪名。“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能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言论都受法律保护，说话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有些发言者必须负刑事或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不属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那么，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呢?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审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
美国司法制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探讨了很多年，可以给我们作一个参照。
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在判例中指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有些言论不在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内。言论是否受法律保护，要看其“时间，地点，方式”。最高法院的经典例子是，在坐了很多观众的剧场里大叫“着火啦”，这样的言论不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有可能被判为一种刑事犯罪，因为它会引起混乱，危及他人生命。那么，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不可以的呢，这很难预先一一列举，而必须就每个个案来考察判断，其标准是，此言论是否会引起“清楚和现实的危险”。
就以在剧场散布“着火”这个“谣言”来说，喊的人是不是犯下了刑事罪，要根据具体案情。在这个例子里，“真实”是一个重要考量，如果确实着火了，叫喊着火即使仍然会造成混乱，但显然不能作为刑事罪来处罚。可是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真实”不是唯一标准。比如说，有人看到了冒烟，闻到了烟味，因此判断失火的可能性很大，他告诉旁人着火，可是事后证明并没有失火，这是不是犯罪?如果他没有得到确证就不能判定失火，就不能告诉他人失火，也可能贻误了帮助他人逃出火灾的机会，等于是法律捆住了公民帮助他人的手脚。还有，如果他身旁的人告诉他着火了，他是不是应该转告他人，如果转告他人而事后被证明是“传播谣言”，是不是应该判他犯罪?
从这样简单分析就能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逐渐建立何种言论受法律保护的标准时，为什么要谨小慎微，斟字酌句。事实上，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标准以后，最高法院后来对这种危险进一步缩小范围，指出只有在言论可能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法律才加以干预。也就是说，如果某言论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等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并不是紧迫的，而是有一段缓冲时间，那么这种言论仍然是合法的，因为危险既然不是“迫在眉睫”，就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和畅通，将危险降低甚至消解。
美国最高法院发现，仅仅考察可能的后果，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还不够。有些言论涉及公众利益，必须给这种言论以最大保护，有尽可能宽敞的空间。如果用“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后果”来约束它，就可能堵住了事关公众的有益信息的流通。在著名的沙利文一案中，黑人民权运动在报纸上散布的关于警方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但是最高法院认为，判决这种言论违法必须证明言论者一方的动机有“明显的恶意”。如果不能证明有明显恶意，这种言论即使不符合实际，也因为事关公众利益，必须允许表达，是合法的。
如果言论对他人造成伤害，言论者有可能要负民事责任。在2001年的Amwey公司对P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复审，维护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Amwey公司在竞争中恶意散布谣言伤害同行公司，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这种造谣竞争不能要求宪法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之鉴定，至少是可以操作，可以统一执法的。传播一种消息是否合法，关键不在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如果传播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没有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证明传播者有恶意诽谤诋毁他人的动机，那么，传播这样的消息就是合法的，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标准下，即使传播的消息内容不符合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或者真实性无法确定，传播仍然是合法的，不必担心警察来拘留你。
该怎样减少谣言?
就如网民“红钻帝国”的散布谣言案，此案暴露了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是，“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依法惩处。问题就在于，将“谣言”和“谎报”一词写入法律，这个门槛太低。如果你听说本地发生了矿难，你不可能下矿井核实以后才去请求救援。听到火灾矿难消息不确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第一时间做的，是赶紧传递这个消息，抓紧每一秒钟救火救灾。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从来没有传播过“谣言”。既然人人都可能传播谣言，却不可能人人被拘留，于是放过谁拘留谁就成了警方手里的处置权。这种模糊的法律，给了警方过于宽泛的处置权，属于“有毛病的法律”。
如果我们有法律应该保障公民言论空间的观念，可以公正地说，“红钻帝国”在网上发帖，并没有形成犯罪，还不到需要政府来加以阻止和惩罚的地步。现在已经公开宣布，地下商场在大雨灾害中没有死人，可这是我们事后才“听说”的，我们采信了没有死人的消息。而“红钻帝国”在事件进行之中，听说了死人的消息，她采信了这一消息。她在网上传播这一消息，和我们此刻传播没有死人的消息，都没有造成对他人的实质性伤害，没有引起社会不安的立即危险，也不能证明有恶意的动机，那就都属于公民行使正当的言论权利。在这里，消息是否“符合真实”无关合法还是非法。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喜欢打听消息，喜欢传播消息，因为社会生活有这个需要。人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结成社会，需要信息。我们需要听和说，不让听不让说，即使吃得饱饱的，也会憋死。
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记得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电视中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如警方、消防队这样救险指挥不间断地发布公告和回答记者提问。而且他们发布信息的诚信历经过长期考验，能够取信于民。同时，新闻台除了新闻主播现场报道，也不断插入从民间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如录像、目击者描述等等。因此，在重大灾难前，没有“谣言满天飞”的现象。需要检讨的是，政府是否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不是去处罚在灾难临头的刺激下传递消息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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