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学业会商”引起社会关注。这项于2010年11月开始，由北大学工部、教务部和北大医学部教育处联合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启动的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在试点接近尾声时引起广大的争论，以兼容并包著称的北大又为何偏偏容不下“思想偏激”者呢?
北大“会商”惹风波
事情的起源是，在此前试点半年的基础上，从今年5月开始，北京大学准备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
按照北京大学公开的解释，“会商”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对这些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
帮助学业困难学生并不是新鲜事，引发争议的是此次北京大学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畴。
3月24日媒体援引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的话说，会商工作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
这种举例经过网络传播后，引发很大争议。这被外界认为，有悖于北大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有评论认为，既然不能思想偏激，学校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说话指南之类的培训，比如是否应该教育学生什么部门是可以批评的，什么部门是不能批评的。更有人打趣说，编一本《北大学生说话指南》也许会成为中国的热销书。
争议不仅在校外，北大校内也是议论纷纷，尽管在北大的BBS上搜不到关于这个话题的帖子。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此事，还是从媒体上才知道该事情的，不过，目前没有一个可量化的标准与具体的措施公布，我们还是持保留意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四学生周星(化名)对记者说。
争议之下，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用专访的形式刊发了该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查晶对“会商”制度的解释，称“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会商也不处罚学生”。她同时表示，这项制度当前正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一些概念性和操作性的问题，还会进一步进行研究，更加主动地听取师生和社会上的意见。
“会商”试点半年
北大的“学业会商”肇始于去年11月份。不过，如果不是媒体的这一轮报道，北大内部很多学生还不知道此事，包括试点之一的元培学院学生。
当月，北大学生工作部、教务部、医学部教育处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医学部、元培学院率先开展学生学业会商试点工作。在试点成功和条件成熟后，将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这一工作模式。
这份通知还拟定了详细的实施步骤，包括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试点，今年4月总结并拟定全校实施方案，5月份开始在全校实施。
作为此次试点之一的元培学院，是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按照其网站介绍，2001—2010年元培学院共招收十届学生，总数1619人，其中共录取状元考生81人。
几年来，元培学院的平均录取成绩一年比一年高。2003级140名新生中，有8位文、理科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6位国家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得主，其中一位获得国际奥赛金牌。2004年，有10位文、理科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考入元培计划实验班，成为北京大学当年录取省级高考总分第一名最多的院系级教学单位。$nextpage$
肯定方：“会商”是帮助不是管制
观点1、初衷是为了“帮扶”学生
很多专家认为，很多心理问题的“帮扶”需要的是社会、家庭、学校和心理专家等环节配合，任何一方都不可缺。
这与几年前简单的心理辅导不同，“一是社会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多了，知道心理问题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其次，高校对这方面的体系有了一定的认知度。”陶宏开表示。
“我相信北大学业会商中的范畴更多层面是心理层面的‘帮扶’，这是大学生们需要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一学生刘昌宇表示。
刘昌宇告诉记者，他刚进北大时，学校就聘请了志愿者，对新生进行心理辅导，效果很好，这样，使新生对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比如，对职业规划等，“有了很准确的目标，就会少很多迷茫。”
关爱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同学都能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北京大学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在我校的多个院系，经常有少数学生产生严重的学业困难，其中有极少数同学甚至无法按规定正常完成学分毕业，有的甚至中途就离开了北大，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导致学业困难的原因往往是长期累积的、综合的、复杂的，学生个人往往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这些学生，学校应该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动员各方力量支持学生，对这部分同学‘早关怀、早指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建立学业会商制度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观点2、多方参与协商破解学生难题
学业会商主要面对学业困难学生，同时也兼顾其他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学生，根据经验，我们把这些情况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这其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存在其他类型困难或问题的同学，如不致影响学业，一般不会获得会商机会。
此外，少数同学不能理性地、多角度地分析和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思想上有些偏激，性格上有些偏执，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上存在困难，甚至对学业也产生不良影响。例如，不能与宿舍同学和谐相处、不能冷静处理恋爱挫折、毕业后难以适应职业生活等。近几年，在一些高校中发生了个别学生的极端事件，例如马加爵事件就是一例惨痛的教训。很多高校每年都要处理多起因学生恋爱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个别学生心情郁闷，耽误学业，有的还长期纠缠对方，令人痛苦不堪。处理这些问题，单靠一个辅导员，单靠一个单位，有时非常困难，必须多方协商，甚至需要学生家长和学校保卫部门的参与。对于那样的学生，如果能及早加以思想引导、情感关怀和解决实际问题，也许能够避免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另外，还有少数同学性格孤僻，不能融入正常集体生活，或者因各种原因，远离集体。因为这类同学与所在院系、班级联系较少，我们很担心出现安全问题。前几年学校就有一名租住校外的研究生发生了意外，这样的同学也需要重点关注。
观点3、行政化管理才能“以学生为本”
会商“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在校方看来，这是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各种校内外问题。
在行政立场上，可以说，学校行政在管理中，校方想减少管理成本、让学生“好管理”。对此，“教育”学校行政机构和人员尊重学生权益、遵守大学之道，往往效果不佳。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学的管理中，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
从现代大学的管理看，确保一项措施不侵犯学生权益、不违背基本教育规律，一般应有两项制度：一是规定学校行政机构出台事关学生的规定，有必要事先举行听证会、征求学生意见;二是学校单方面出台某些规制，学生会组织可提出不同意见，乃至要求校方改正。打个比方，如果“借鉴”北大的“思路”，学生(学生组织)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与学校有关方面进行合理的“会商”，那中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就有机会形成。
观点4、“偏激”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以为，这是引导学生、帮助学生、体慰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从大的方面来看，体现出了学校管理上的一个机制创新。过去，有句俗话叫做“进了大学门，一切在个人”。有些大学生也认为自己已经成人，在学校期间自己会管理好自己，用不着学校过多“操心”。其实，这种观念是有失偏颇的。如今的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大多数，他们家庭生活基础普遍良好，而且个性强，有激情。
但是现实中，有些“优点”，如果做得过头了就会成为一种“缺点”。比如，一些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事缺乏耐心，沉不住气，动辄甩脸色、赌气、说狠话、走极端等等，呈现出“思想偏激”的一面。而北大创新“重点学生”学业会商机制，正是在针对一些学生表露出的思维特征、行为特点等，因人施教，循循善诱，以增强学业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北大采取会商的制度，还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所思所想，及时帮助学生解开一些思想疙瘩，化解一些潜在的困惑及矛盾。
从小的方面看，“会商”也是一种人性化的沟通交流方式。“会商”显然不是“强制”，不是“灌输”，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心平气和”、“平等对接”、“互动交流”，通过会商，让学生充分释放自己的思想，找到让自己困惑的“纠结点”，进而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共同找寻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是学校一次善意的提醒、提示，对引导学生也有积极的帮助。$nextpage$
反对方：商会“思想偏激”站不住脚
观点1、学生思想如何“商会”
学校拿出马家爵作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如果缺乏及时帮助会酿成悲剧。这是事实。不过，马家爵的故事，首先是一个极端;其次，如果马家爵的大学教育有所缺失的话，那就是同伴对他的接纳，以及对其穷困的同情。学生需要学校帮助的时候，能够找到相应的机构和人，这是学校应尽的责任。而针对目标学生提供强制性的“帮助”，学生如果没有拒绝的自由的话，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有北大同学说，想不通为何清华发生过硫酸泼熊，铊中毒这样的事件，却没有出现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这位同学没有分清楚，个体行为和建立一个强制性制度的分别，而用毕业生的官衔来联想危机公关，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一切从利益出发以及功利性。如果这代表了一批大学生的想法，只能说大学确实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家对于北大的关注和焦虑，是因为还有期待。一名学生说：我最大的困惑是，有想法让这个国家做出改变的学生聚不到一起。而且，由于教育资源垄断，现在的北大已经极少有农村进来的学生了。他眼中的大学，一边是夜夜笙歌，一边是要被“会商”的同学。而那些快乐的学生，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伴的同情。这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
观点2、“思想偏激”无视学生权利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在接受采访时说，少数同学不能理性地、多角度地分析和处理问题，思想上有些偏激，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看来，在一些学工部老师及北大学生看来，对学校食堂涨价几角钱大肆抨击，就属于思想偏激。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不是涨多少的问题，而是涨价的程序问题，程序正确、理由充分，那么，涨两元钱也要比涨二角钱来得正当。如果忽略了学生提出批评的出发点和焦点，只看批评的结果，就把学生归为“思想偏激”，不仅无视学生拥有批评学校的权利，更是扼杀学生自由表达的空间。
“思想偏激”如何界定，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学工部是一个管理服务部门，学生是被服务对象，同时也是人格独立的成年人，管理学生原则上不应干涉私人领域。从事学生工作的人，可以给某个学生贴上“思想偏激”的标签，其合理性是大可怀疑的。尤其是学工部负责人的解读，“批评学校食堂涨价”就属于“思想偏激”，这显然就太偏激了。学生批评学校，不应该看做存心找茬，多数时候更是爱学校的表现。我们的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大学师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们政府部门都欢迎监督，大学为什么不能批评?批评和监督，在现代社会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无论如何也不该被贴上“思想偏激”的标签。
观点3、大学衙门化，比官场还官场
这次北大的“偏激门”，突显了大学的衙门化。这次的“会商制度”直接管到学生的“思想”上，伤及北大自由办学的灵魂，却是校内的衙门——学工部提出来的。可见，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神马的，都是浮云，学工部才是王道。
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让大学里的“官员”变成风险规避者，说白了：学生有多大创新成就，不是他们的功劳，但出了事就是他们的过错。所以，如今虽然十个大学里九个半把“创新求实”什么的作为校训，可没几个大学的“官员”希望学生整出“妖蛾子”，给自己惹麻烦。以后不要说有什么行动，就是仅仅在思想上“偏激”，也要被校方“会商”一下。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一个不宽容、没有异端的权利、整齐划一的时代里，只能产生金字塔、兵马俑，唯独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以及独立的人格。
观点4、批评学校是学生的权利
如果这些“细微漏洞”确实只是鸡毛蒜皮，那么学生对鸡毛蒜皮的批评，无论如何“夸大”本身也只能是鸡毛蒜皮，但是一所被公认为倡导“兼容并包”的大学不仅将此升格为“思想偏激”，而且给予特殊的“会商”待遇，却绝不是鸡毛蒜皮，也不只是一种讽刺或黑色幽默，因为批评学校本来是学生的基本权利。
不过从北大会商制度的出台可以看出，有关部门似乎不理解一个常识：就和“批评一个人是对那个人好，批评一个国家是对那个国家好”一样，批评北大也是对北大好，而无论批评本身是否在理，也无论批评者是谁。事实上，北大经常受到外界批评。有人批评，至少表明有人在乎;用俗话说，就是别人看得起你才说你几句。有人批评北大，表明北大可能做错了什么，固然不算什么好事;但是如果这样能促使北大反躬自省、改正错误，则未尝不能把坏事变为好事。
只要保证言论自由、舆论公开，北大永远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损害言论自由的环境，最大的受害者正是北大自己。一旦形成压制言论的习惯，那么遭到堵塞的不仅是错误或鸡毛蒜皮的批评，而且也包括那些正确乃至意义重大的批评;北大的管理将变得流弊丛生，而失去自我修复与革新的能力。即便拿声誉说事，损害北大声誉的也不是各式各样的批评，而恰恰是这个禁止自己学生批评的会商制度。
编者结语：
归根到底，大学是培养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地方，“思想偏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一种思想，甚至毫无思想。
“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北大。的确，曾经有太多思想光泽，让北大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符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令人内心激荡的北大传统，现在已经笼罩上沉厚的暗影，让这片天地原本充满自由与个性的空气越发稀薄。
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这件事上。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表示，主要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会商”透露的“调整、统一、控制”意味不言自明。
“北大，已经不是以往的北大。”这是网友发出的沉痛叹息。其实，这些年有关北大传统沦陷、精神不断矮化的事情层出不断，也一次次激起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特别是一次次高居大学排行榜之首，让北大越发傲慢与偏见，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越来越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也就根本不值得奇怪了。尽管北大此举引发巨大争议，多数学生并不认同，但也有北大学生如此表示支持“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如果北大从上至下真的都走到不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地步，毫不讳言地说，北大传统必将彻底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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