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应是能被社会每个个体所接受的公共标准。这种“公共标准”应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共有价值观，或者说，是社会各阶层共同意志的体现。深刻认识社会道德观，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而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最近，这两个字却频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8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当官场、学术严重腐败……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大众容忍底线急坠
1916年，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写道：“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差不多100年后，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尴尬：道德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这100年中，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道德规划、马不停蹄的道德驯化和接连不断的社会改造，但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甚至在屡次运动后变得更加不堪入目：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名扬四方;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红”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当一幕幕惨烈的道德败坏摆在人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因为中国式的宽容而变成了“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毫无疑问的是，社会道德底线的每次向下，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作恶者或主动或被动的“宽容”。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悄然生长”的底线是否一直在节节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坚守。当公理和常识因为稀缺而成为标杆和榜样，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
又比如，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那么，梁启超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军阀混乱，当年中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2010年年初，广西烟草局局长韩峰的“香艳日记”风行一时，面对舆论风暴，韩寒就写了一篇博文“力挺”当事男主角，并以9条理由论证“韩峰是个好干部”：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MP4;他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韩寒的调侃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今天找到一个这样的干部或许真如大海捞针。
有落马官员声称“腐败是被逼的”，真相如何姑且不论，但前不久江苏盐城官员张翕飞“高调退贿”风波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解读为“沽名钓誉”，便足以看出今日社会对为官者的底线要求有多低。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天真。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地成为富人，几乎是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曾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甚至于老乡见老乡，不是两眼泪汪汪，而是背后一把刀……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亲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举刀弑母，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副局长会被局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社会道德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愈无耻，愈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著名记者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情场，另一个在官场。
尊老爱幼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可虐待父母和子女的比比皆是!以前是以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为荣，现在是用包二奶、三奶和婚外情来炫耀自己所谓的“魅力”和“能耐”!
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有媒体评述称，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再如，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小三义正词严的回击。对此，舆论称，“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黄金档的电视频道。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
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呛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再有，已经落马的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湖北赤壁供水公司一直抱怨水价倒挂造成亏损，但当地政府还要设立用水“最低消费”。有时候，当你听到地方决策者的所作所为，你不禁纳闷，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奇迹?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失去善意和唯利是图。前不久，一位年轻人因乐善好施，帮忙扶起摔倒在地的老奶奶，结果老奶奶不但没有感激，反而一口咬定说是这位年轻人撞了他，要求赔偿。警方一时也难以定夺谁对谁错。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大爱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健康社会道德需健全的价值导向
“长城不是一天哭倒的”，同样，社会道德也不会在一朝一夕中就崩塌。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崩坏，每个人都在追寻原因：精英责怪民众无德，民众怨愤精英无良。每个人都在急不可耐地找寻可供批判的标靶，好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推卸掉自身责任，才能与己无关。其实，这不过是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心态罢了，在社会的运转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让人“不知魏晋”的世外桃源。
社会道德底线失守，说明社会生病了。有评论员指出，在治疗社会道德问题时，必须引入“民主”这个看似缓慢的药方，让民主从精英的嘴巴里走下来，成为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重建我们的社会生活秩序;除了民主，我们还应该从价值观和社会导向上，逐渐扭转社会风气。
很难想像，一个“结果导向”价值观驱动的社会，一个崇尚“成王败寇”理论的人群，会培养出合理的、拥有社会公共道德的正常社会人群?当全社会因为急功近利而躁动的时候，社会道德自然而然开始变坏。为了金钱，为了名利，为了……等等东西摒弃道德良心而不顾，一旦人人变得冷漠，实在是可怕的事情!古时候，人们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于是坏人很少，而且坏人也的确得到报应，所以社会整体来说很稳定。可是现在呢?
有评论称，要医治我们生病的社会道德，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改变我们现在这种全民逐利的价值取向，如此，才能根治社会道德问题。
再有，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都必然对人的素质尤其是人的道德品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每个人只有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观念，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充满和平，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爱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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