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腐败多几乎是国企腐败区别于其他腐败的最大特点。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国企“一把手”权力过大、重大决策独断专行、缺乏有效制度监督是导致国企腐败的重要原因。权力是国有企业负责人贪污腐败的最大砝码。
2005年落马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在接受审查时曾说：“在任命干部上，我的作用很重要，没有我的同意，他们就任命不了，对于我的意见，其他领导很少有反对的。”这样的“生杀大权”无疑为下属的行贿创造了原动力。
体制转换时期的真空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也多伴随着企业“一把手”权力的不断扩大，这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放权让利”。从几乎没有权力到放权让利，国营企业负责人思想观念急剧变化。而随着“放权让利”的不断深入，“厂长负责制”逐渐确立，国营企业负责人的权力极度膨胀，企业违法经营等活动迅速抬头。
1990年中纪委颁布《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纪律检查工作的暂行规定》，1992年8月监察部颁布《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监察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两个文件都指向国营经济的监督管理。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股份制改革试点继续扩大。
股份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放权让利”，它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大变革。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
时至今日，股份制改革尚未完成，现代企业制度仍未完全建立，恰恰是这一段制度建设的真空，提供了滋养部分国企领导腐败的空间。
林喆认为，国有企业大一统的机制和金字塔形的结构，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在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少企业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同虚设，极易形成“一把手”、“一言堂”，最终走向腐败。
纵观国企腐败案，涉案金额高几乎是该类案件的共同属性，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林喆毫不留情地指出，在国企腐败中，涉案人员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物质欲望，更加地贪婪。
困于高官袒护
中石油腐败案中一些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大庆石化公司储运中心市场部原主任刘永革回忆第一次受贿时说，一个客户送来一条价值1.8万余元的白金项链和一块价值3万余元的欧米茄手表，他想推托但实在经不起亮闪闪的白金和名表的诱惑，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除了涉案金额巨大外，“一把手”落马和极易发生窝案串案成为国企腐败的明显特征。中石油腐败系列案中，涉案人员几乎都是企业或部门“一把手”，而且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中石油工程建设公司一建公司原总经理顾满林一案，引出了一建公司原副总经理付红雁等41人涉嫌贪污贿赂;新疆第三建筑公司原总经理马敬增受贿案牵出11人涉案……
“集体腐败多几乎是国企腐败区别于其他腐败的最大特点。”林喆说，很多国有企业都属于垄断性暴利行业，又得到了国家很多政策扶持，企业资本雄厚，通常可以“感召”中层以上干部，以此形成利益集团，一窝老鼠共同瓜分国有资产，形成攻守联盟，“群蛀”很难被发现，发现时往往是倒下一大批。
“最大的难度就是有高级别官员在对国企腐败进行袒护。”林喆直言不讳，她分析说，“很多国企规模庞大，对国家上缴了大笔利润和税收，对地方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一些官员的政绩和晋升都所有帮助，出了问题地方政府或官员自然会三思而行;一些国企对官员有直接或间接利益输出，如安排官员子女担任中层岗位，享受高薪，反过来官员肯定会对企业有所‘关照’;一些国企的领导人之前确实积极有为，政府给予其‘劳模’等众多荣誉，有些人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处理起来就存在难度”。
林喆认为，应建章立制切断利益链条，禁止官员家属进入暴利行业;为企业对当地政府捐款设立特别渠道，例如把企业利润、税收总额按比例缴纳到特定部门，经人大同意后方能捐助，以减少企业家与官员的感情往来等。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林喆还是对国企反腐的前景充满信心。她认为，国企反腐要解决的是制度上的问题。比如国企高管的任命，过去是上级委任，应当变为民主选举，由所有企业员工参与直选，并进行有效监督。她更期待，诸如反腐领域所涉及的财产申报制、亲属回避制、馈赠限额制等能在国企反腐制度建设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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