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腐败，其案发之频、案值之巨、危害之深、影响之广，令人震惊。诸多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均深陷腐败泥潭。
电信腐败现无底洞
移动已揪出7名高管
从2009年至今，中国移动已经有7名高管落马。第一个落马的是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审计署对2008年电信重组，原中国网通并入中国联通的财务状况重新核查(张春江时任原中国网通董事长)时，发现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后张春江被“双开”。去年年初，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据说他收取了500万美元“咨询费”。去年4月，又惊曝湖北移动原副总经理林东华涉嫌巨额贪污。
而牵涉面最大的则是后来的数据业务“窝案”。2010年，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在审计部门的一次例行谈话中，心虚携款外逃，随后被捕。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则紧随其后落马。
线头还没有断。今年5月中旬，中国移动证实，该公司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并且不久前又有消息说，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近日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中国移动的说法是，叶兵已不在原岗位继续工作，中国移动终端部副部长耿学峰已经接替叶兵出任卓望控股代理CEO。
此外，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也涉案。据说3月17日，苏金生在部里参加会议后被带走。迄今其案情没有公开，有说法是，苏金生涉案与某电信设备厂商行贿相关。
数据库成重灾区
据调查，很多的问题都沉沦在增值业务上，被视为新金矿的增值业务成为滋生一系列腐败的温床。在业界看来，目前的整肃仍在清算老账。
最近落马的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叶兵，他从2008年2月出任卓望控股CEO。卓望专门打理中国移动数据业务，包括运营移动梦网。卓望集团由卓望控股、卓望数码、卓望信息和卓望深圳组成。投资方包括中国移动、美林、惠普和沃达丰。过去数年，移动梦网是圈内最具价值的增值业务平台，造就了SP的黄金时代。不少与中国移动关系密切的SP在短时间积攒了巨大财富。大头无线CEO王秦岱形容这是一个SP“躺着挣钱”的时代。不过现在来看，其间滋生了大量的贪腐空间。
资深分析师付亮认为，少数人腐败问题在个人，违纪多出就需反思机制。“高管缺乏有效监管，很难避免‘权力寻租’的出现，企业政府皆如此。”
民航数个高危地带滋生腐败
落马高官不计其数
去年，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的死让整个中国民航业笼罩在“腐败”的阴云里。利益使民航管理局、航空公司、包机公司、机场，每一环都滋生细菌。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只要存在稀缺资源的行政垄断，巨大的经济利益必然会为权力寻租提供温床。
根据官方资料，刘亚军是民航系统资深高管，曾先后担任民航华北空管局副局长、民航空管局常务副局长、中国民航局安全办公室主任，2009年2月，被调任为民航中南局局长。在此之前，中国的民航业早已被“腐败”二字闹得人心惶惶，牵扯到的几乎都是在这个行业最具权势、最有影响力的人，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国家发改委原交通运输司民航处处长匡新、北京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首都机场原常务副总经理黄刚、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汉章、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胡志安……这些几乎全是能够在此行业呼风唤雨的高管，在相互牵扯的案件中一一落马。
民航管理权力集中
“市场化在行政权力的左冲右突中无法发挥作用时，它的寻租劣根性就会暴露出来。”——来自经济学家们的断言。
这些腐败案发，大半与“航线时刻”审批有关。在民航内部，热门航线与黄金时刻被称为“生命线”，直接决定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目前的民航，申请某条航线的经营权并不难，难的是拥有航班时刻。截至2009年12月，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就已经超过了6000万人次，成为世界第四大机场，但是在首都机场高峰时每小时最高容量只有83架次，于是，各大航空公司挤破头都要抢的“黄金”时刻，成为标价待沽的“商品”，优质航班时刻甚至比黄金还金贵。
而对于已经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航空公司来说，中国民航的航班时刻分配，还主要是通过行政配给。
运输司和规划财务司是被外界称为民航局“最肥”的两个实权部门，运输司主管航空市场准入和航线、航班时刻审批，规划财务司则掌管民航发展规划和投资、财务安排等。虽然目前航线和时刻审批权不断下放，众多机场的航线已经由审核变为备案，但目前国内吞吐量最大的10个机场的航线时刻审批权，仍然牢牢地握在国家民航局和地方管理局手中。而这吞吐量最大的十大机场，正是航空公司的生命线，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其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中国最繁忙、空域资源最紧张的机场，拥有首都机场航班管理权的民航华北局，也就被认为是民航局最具实权的地区管理局。
张志忠、黄登科及南航窝案案发，便是缘自审计署在审计南航时发现的一笔金额惊人的“航权协调费”。这笔“航权协调费”先是将两位神通广大、出入数十条航线的“能人”庞汉章和魏景波卷入调查。随后，又由这两人分别供出背后掌握“航线时刻”命脉的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和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张志忠在1996年2月至2003年3月期间担任民航局运输司长一职，其中恰好负责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掌握事关航空公司生死的航线和航班时刻审批权。
在业务链纷繁复杂的航空业，南航所经历的并不是特例，过于稀缺的航线资源和过于集中的时刻审批，早已制造出了一个个权力寻租的黑洞。$nextpage$
如此下来，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自然成为掌握各航空企业经济命脉的关键，基本上掐住了航空企业的效益咽喉。
航空公司利益黑洞
“不是领导提拔你就是企业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只有市场才能缔造企业家，我们亦官亦商。”——一位航空公司高管如是说。
1985年，中国开始了航空公司的非集中化进程，当时只有中国民用航空总局(CAAC)是中国的国家承运人，转变为引入以地区为基础的航空公司，比如成立了中国南方航空、中国西南航空、西北航空、东方航空等等。中央拥有部分航空公司，同时一些省级地方政府支持成立了部分航空公司，比如四川航空公司、山东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新航空公司陆续进入市场，不但造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促使航空公司快速地进行机队和网络的扩张。由于航空市场的分裂，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在1994年停止给新的航空公司颁发运营执照，而那时已经有将近40家航空公司在运营。
由于票价的放松管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航空运输市场上出现具有破坏性的竞争，1998年整个行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
2002年，航空公司迎来一次大整合，合并中国西南航空后的新国航、合并西北航空和云南航空后的新东航、合并北方航空和新疆航空后的新南航，成为中国最大的三家航空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对于航空公司生死命脉的航班时刻资源的争夺也由此展开。
“什么是黄金时刻?就是能坐等赚钱的。”某航空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说，航线时刻资源是一家航空公司除运力外最主要的核心竞争资源之一，市场营销做得再好，服务再下工夫，凌晨两三点的时刻不但卖不出票还要自己搭油钱亏损。争取更多、更好的航线和航班时刻资源，成为各航空公司不约而同的目标。
连沾亲带故的国有航空都如此，民营航空公司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2005年，一纸公文推开了国内民航业垄断的大门，民营资本涌进民航业，但仅仅过了5年，被各色隐性“关卡”卡住的民营航空相继倒下，其中关键的，是各地饱和的时刻资源成为最现实的制约。不能与大型航空公司争优质时刻，民营航空转向低价策略。东星航空在鼎盛期曾密集推出降价活动，但是这些举措被国有背景的同行集体抵制，甚至出现售票系统被封杀的恶劣局面，但却让消费者切实享受到了优惠。与之类似，春秋航空也曾推出99元、199元系列低价机票。但这种低价策略一直被业内并不看好，认为那不是长久之计。
热门航线的黄金时刻被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牢牢把控，金融机构对民营航空的扶持力度又小，又没有公平的政策环境，使得民营航空步履维艰。
如今，东星航空和鲲鹏航空已经消失，前者被破产清算，后者被更名为河南航空有限公司，鹰联航空投身四川航空，奥凯航空被大田收购，而曾经是民营航空“一哥”的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购。
虽然各种所有制的航空公司在终端竞争激烈，其实大部分业务仍在市场之外。过于稀缺的资源和过于集中的审批，让那些本该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航空公司将市场营销的对象放在了民航局——这个可以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生死的国家部门。一位航空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在首都机场要获得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一个黄金航班时刻的价格在千万元以上。”有的航空公司则是给房给车，花出去的“成本”则在公司账上被记为“招待费”，拿集体的钱给集体牟“利益”，这在航空公司内部，是多么名正言顺。而所有腐败成本，最后都进入机票价格，由全体消费者买单，致使国内机票价格仍然位于世界高位水平。
地产国企频造“地王”
国企集资低价造豪宅
2011年5月，合肥芜湖路法国梧桐嫩芽已上枝头，路的尽头，这个毗邻安徽省政府接待酒店的风水宝地，矗立着安徽电力公司大楼。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集资建房、配豪华公车丑闻让这家公司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国家电网公司对外联络部刘心放对媒体称，“如果有违规违纪行为，国家电网公司将坚决予以纠正，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而记者调查发现，安徽电力集资建房并非孤例，国企回归集资建房在当地已较为普遍，包括安徽烟草等国企都在集资建房。
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对于国企而言，集资建房是允许的，此次安徽电力出现的问题在于“好经念歪了”。
根据安徽集资建房相关规定，集资建房只能是建经济适用房等级别“不能太好”的房子，但安徽电力公司集资建的房子却有不少是双拼别墅。
“如何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是摆在每一家企业、每个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安徽省政府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国企集资建房解决了部分难题。
但如何防止国企部分负责人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为借口，行腐败之实，滥用公共资源，如何让国企集资建房与分配回到阳光下，则需要主管部门出台明确规定。
“绿苑”地处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薇路698号，当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都知道这里是电力系统的集资房。这个小区里，白色打底的小高层分为两排，每排又有几栋之多，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小高层前面是A、B区，大约有10多栋双拼别墅。
部分媒体报道让这里成为舆论的漩涡：报道称这里销售时候房价不到2000元每平方，而该小区附近的普通公寓房价格，目前大都在每平米五、六千元。
2004年该小区销售的时候，周边房价也只有2000多一点，比如一个临近的芙蓉路上的“翠微苑”的房价当时也只有2700左右，不仅如此，整个合肥经开区最贵的房子当时也只有3000元左右，“绿苑”便宜了只是一点点。
当地一位官员很明确地告诉记者，国企集资建房在当地非常普遍，不仅如此，当地一些政府部门也在进行集资建房。目前，包括江淮集团等多家国企均在进行集资建房，其中，据当地熟悉情况的人士介绍，安徽烟草的集资建设房规模更为庞大，建筑更“惹眼”。
“现在是支持，绝对是支持，否则也不会这么普遍”，当地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似乎，国企回归到集资建房的时代。
事实上，在安徽省电力的“绿苑”里面就有大约10多栋双拼别墅，由于在小区的前面，一览无遗，颇有气势。而根据《安徽省集资建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集资房建设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别墅并不是经济适用房。不仅如此，《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集资建房的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但“绿苑”面积几乎都超过了80平方米。
显然，安徽电力并没有遵守《暂行办法》，由于国企的集资建房毕竟动用了国企财政等公共资源，在公平问题上或难服众。这引起了内部员工的不满，因为分到别墅的并非是普通员工，并进而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在市场房价高昂的今天，为何电力企业员工可以享受到集资建房?
上述这位国资委官员也表示，“集资建房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回到了老的分配体制下，好的单位、好的企业和差的单位、差的企业的差距拉的越来越大。”显然，既然现实存在这些问题，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杜绝不了企业自建住宅，相关法律规范还不健全”，上述这位国资委系统官员说。$nextpage$
集体囤地获暴利
去年12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各地上报的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尚未处置的26宗住宅闲置土地名单”。根据名单，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控股的三块北京市井田花园专家居住小区项目用地(面积总计26.86公顷)在列，闲置时间最长，达5年。国土部公告称，闲置一年以上不满两年的，必须征收闲置费，闲置两年以上的，必须坚决收回。照此计算，包括上述中石化闲置土地在内的18块土地将被收回国储，其余的8块土地由于未标明约定开工时间，因此尚不清楚处理办法，但这8块土地的合同签订时间均在2007年以前。
国土部表示，对公布名单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在闲置土地查处整改到位前，将暂停其参加新的土地竞买活动;对已查处整改到位的，在核实并公告后，方能解除对参加土地竞买活动的限制。不执行上述规定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事实上，这26块土地只是全国闲置土地的“冰山一角”，除企业自身原因造成闲置的地块外，由于地方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地块不久也会公之于众。记者此前已从接近国土部的人士处获悉，目前国土部已经对没有完成供地计划和闲置土地清查工作的省市列了一份名单，据此将进一步处理，各地也会公布闲置地块情况。
中石化的子公司北京井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北京昌平区的三宗地块，分别闲置近6—6.5年。不过，坐拥土地增值的中石化，如今三宗地块已增值了22.7——近24.6倍。
相关资料显示，约定开工时间为2004年9月28日的井田花园专家居住小区项目C-6号地，面积为4.675748万平方米，闲置近6.5年。2004年的土地购买价为1568.818万元，楼面价为335.5元/平方米。
而就在12月27日，保利携手北京金成华房地产联合体以8.8亿元的总价拿下了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南一村居住项目用地，楼面价已升至7619元/平方米。
以同区域的7619元/平方米楼面价计算，井田花园专家居住小区项目C-6号地已增值近22.7倍。
三宗地块中的井田花园专家居住小区C-2区，约定开工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闲置近6年。2004年购买时，面积为10.58448万平方米，购买价为3281.188万元，楼面价近310元/平方米。第三宗地块井田花园专家居住小区C-4区，约定开工时间为2005年2月26日，闲置近6年。2004年购买时，面积为11.60135万平方米，土地价款为3596.417万元，楼面价近310元/平方米。
以时下761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计算，后两宗地块已升值近24.6倍。
记者了解到，三宗地块涉及相关腐败大案，这或是该项目开工被延误的原因之一。公开资料显示，福建商人黄敏于2000年以2300万元的注册资本创立了井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拿下了这三宗地。后因资金短缺，黄敏携手中石化胜利油田大明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各出资50%合作开发该项目，项目名称被定为“井田花园专家住宅小区”。
没多久，这起收购就被调查。公开资料显示，中石化胜利油田大明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总裁李荣兴私下联合黄敏，故意抬高地价，而李荣兴也由此从黄敏处得到好处费2500万元。
石油大亨总有“天价”丑闻
“天价酒”进加油站
2011年4月12日，一个题为《油价涨了好买酒，中石化买洋酒和茅台发票曝光》帖子在网上疯传，网上公布的照片，分别是2010年9月3日一张价值95.832万元由“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开出的“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内含了30年的茅台30瓶、15年的茅台60瓶、50年的茅台30瓶以及新飞天茅台360瓶，另一张则是购货票据，价值总额高达63.072万元，包含了过万元的1996年拉菲17瓶、近万元的2003年拉菲17瓶等等。
另外还有两张“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分别为10.7万元和8.122万元。而这当中，最吸引人眼球的便是购物方均写着“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
虽然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内部工作人员私下向记者透露：“其实网上的发票，正是我们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的进货发票，总额涉及158.9万，到目前为止，易捷已经销售出104万元。”
据报道，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新闻发言人徐涛和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黎海琳表示，这些高档酒的购买与鲁广余个人无关，属于公司“非油品”经营项目，并指中石化加油站的便利店为零售渠道。但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些员工却称，没见过加油站便利店售卖这些酒。
另据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内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去年8月底和9月底确派专人到贵州取过网上曝光的那批酒。该人士透露，这绝对不属于公司正常“非油品”项目运营的一部分，因为“非油品”运营由公司非油品部的运输队专门负责。
这位知情人士称，2009年从贵州调来的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把茅台作为公司接待用酒的主打产品，重要的接待都指定喝茅台。
此外，一位中石化内部人士也否定了送礼的可能性，该人士表示，按照中石化的严格内控制度，假设采购的高档酒是用来送礼的话，这类费用应算是公司“经营费用”。看来，在该公司自查结果出来前，这些高档酒的用途将是个迷。
石油腐败榜 高管全覆没
2009年中石油贵州销售分公司原总经理李怀忠落马以后，安庆、毕节、黔西南州等地区一批中石油企业相关人员和当地基层官员及民企老板被陆续抓捕。随着这些人员的落网，关于加油站收购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内幕被揭开。
据当年经办此案的检察人员透露，“他们先将某高速路某路段所需加油站信息提供给亲友，或收受民营老板巨额贿赂，让他们投资兴建、改建或购买、搬迁加油站，这些加油站每个投资成本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然后再由中石油贵州分公司以高达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回购价买回来，在这种内外勾结、共牟暴利的情形下，不仅出现了一座加油站回购价竟然高达900万的惊人价格，还出现了仅仅十多公里的高速路段建了三个加油站的怪现象。”
“因为李怀忠是回购的最后定价者和批准划拨购买款的人，买方和卖方实际上都是一家人，都是和他搭上关系的人，价格也是事先约定好的，所以不是自己人的再便宜也不要。”一个经营多年民营加油站的知情人透露。无独有偶，中石油山东销售菏泽分公司原经理申乃进的落马也在民营加油站回购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
按说，高速公路沿线加油站的建设是要进行公开招标的，但是因为招标一般要3个单位以上参加才能算招标，现在就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有加油站收购权，因此无法采取招标方式。收购过程不公开，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去年，中石油众高官在歌台舞榭之上，纷纷落马，窝案、串案次第浮出水面，背后隐藏的利益黑洞及整个“腐败链条”也随之曝光。被检方公布的腐败高官均是从“加油站回购、工程招投标、销售采购”三个腐败重灾区中纷至沓来。
在这三个腐败重灾区中，倒在建筑工程行业中的高官其腐化堕落之巨，令人叹为观止。
在中石油内部，工程建设、物资采购、产品销售、招标投标等部门历来被认为是最“肥”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掌握着“业务处置权”。而正是这些权力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大的寻租空间。
在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一直都是贪腐易滋生的危险地带，在涉油腐败案件中，这里也成了重灾区。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规划计划处原副处长夏绍柳就是因工程招投标落马的。从查处的情况看，往往是一个单位内多人合伙，或领导贪污、挪用，有关人员群起效尤，或内外勾结，共同犯罪，往往是办一案，带一串，端一窝，甚至是整个管理层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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