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给了内地人民众多考试和依照学科考试排名评价学生的强大习惯。在整个教育阶段，绝大多数中国孩子身上贴得最牢固而显眼的，就是这一种分类标签：尖子生、差生、中等生。在不少学校，除非你有特殊背景，否则只有学习成绩优秀者才有做班干部、评先进、率先入队入团的资格;同一种违纪行为，优等生和差生得到的反馈和处罚多半也相去甚远。
这是当前教育考试评价制度的必然，由于这一考试评价体系，是以卷面分数作为评价、选拔依据，很自然的，高分的学生就会是优秀学生，而那些分数低的学生则是老师不喜欢的学生。再就是，这种评价制度，无形中让所有学生把同学作为竞争对手，功利与竞争的关系主导了同学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爱也日益淡漠。如今，西安的绿领巾，让优等生和其他孩子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而今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事件中，一些公办学校不愿意接受打工子弟，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打工子弟拖低了学校的平均成绩，而城市家庭也反对公办学校接受打工子弟，他们的担心也一样，担心打工子弟影响自己孩子的学习。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公办学校的城市孩子，也不欢迎打工子弟，嫌他们脏，不和他们一起活动。
其实，从教育角度和学生个体角度分析，是没有所谓“差生”和“优生”的。很多人可能对此不理解，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同，怎么可能没有好坏之别呢?这是用一个标准评价所有学生的结果。如果用多元的评价体系、个性的评价体系评价学生呢?结果就不一样，在多元的评价体系中，体育好、音乐好、美术好的学生，与语文好、数学好的学生一样，都是好学生，这样的评价，充分鼓励学生按照兴趣和个性发展，学校与老师的任务，就是呵护他们的个性和兴趣，而不是把自己想象中的好学生标准强加到学生身上。
不建立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差生观”，就不可能更改，就会有种种荒谬的所谓教育管理创新不断出笼。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功利的学习工具，而难以培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人。事实上，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与这种教育不无关系。
当前，社会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多元多变，个别人身上出现耻感淡化、道德失范的情况。以自我为中心，以名利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以利益为最大诉求，为了出名，不惜彻底的去人格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假酒、假药、假奶粉、假文凭，官场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等等，就像是社会的一道道伤疤，赤裸裸地向世人展示了那种礼义廉耻的伦理价值的错乱，一次次地冲击着本来就脆弱的社会信任关系。如此，精英阶层想要通过耻感文化来弥补法制无法触及的尴尬角落，具有十分的积极意义。而一贯“从娃娃抓起”的思维便理所当然的在教育中运用耻感来达到教化的目的。
然而综观耻感文化体系，可以看出它立足于个人修养、延展到整个社会，具体表现为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他不是衡量一个优秀与否的标准，而更多的是对个人道德的约束。重新研究儒家的耻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塑造国民的健康人格，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健康人格的构成应包含两种最基本的成分或特性，即：独立自尊性和民主他利性。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点，个体人格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出现病态特征，而病态人格一旦形成，则不仅使个体难以发展，甚至也难以生存。
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健全人格的公民为培养目标，教育孩子“成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成才”。然而，眼下的现实却恰好相反。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急功近利的态度将“育人”过程挤压得十分扁平，不仅让孩子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学业压力，更将庸俗浅薄的功利化价值观念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差生”，如何能够拥有适度的自尊自重意识、不以对立的情绪看人处世;也很难想象，一个仅因学科成绩优秀或拥有了“红领巾”、“五道杠”就被娇纵的“优等生”，即便日后成为“精英”，便会陡然懂得平等待人、体恤弱势人群。一位16岁的“神童”博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应当做“王者”、“人上人”，且要求并不富裕的父母付全款为他在北京买房，此等表现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种单薄教育理念的缺失。
中国的教育正处在深化改革、谋划长远的关键时期。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投射下，教育很难独醒，最容易被世俗“劫持”而沦丧根本的育人理念。但未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而是遍布各个阶层的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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