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作为一门流传广泛的“民间说唱曲艺”，凭借源于生活、扎根民间的自身特色深受群众的广泛喜欢。然而新时代下，相声应该走向高尚还是回归传统，“新派”和“传统”之间口沫横飞却始终没有得出个结论，其结果是，“新派”相声更低迷，“传统”相声更市井。
“传统”“新派”有何不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侯宝林为代表的一批民间传统艺人秉着中央号召逐渐开始转型，在废除了传统段子中常用的讽刺、挖苦、调侃等内容后，承载着推动思想进步、弘扬党的政策、歌颂社会主义等题材的“新派”相声应世而生。从1958年到文革之前，“新派”相声迅速普及甚至走红。
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公众审美水平的分化，曾经红火一时的“新派”相声近些年逐渐走进低迷。一方面，北派小品的迅速崛起，其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艺术形式包容度更具有表达的冲击力。另一方面，题材上“新派”相声虽新作不断，但总体立场过于保守温婉，缺少话题性质的吸引力和批判力，一味的歌颂、倡导使得观众产生一种腻烦、乏味直观。千禧年之后，“新派”相声除了春晚等大型演出之外逐渐退出了民间演出市场和商业舞台。
传统相声发源自民间，有浓郁的“市井”之气，除了捧、逗等形式外还包含了柳活儿、贯口、砸挂等越界、即兴的表演形式。文革时期，传统相声作为“四旧”中的一部分曾几乎销声匿迹，转而被一部分新兴的歌颂式“新派”相声所取代。改革开放后，随着最近几年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扶植，民间艺术家的脱颖而出更促成了传统相声的快速复兴。这类民间艺人大多受到过传统相声技能的培养，学的也多是传统段落，在言论上放荡不羁、内容上也更倾向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群众生活，所以才被大众很快的接受并追捧。
“新派”相声推动曲艺发展
在经历了文革的销声匿迹后，改革开放给中国曲艺文化界带来变革。80年代初期，相声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文化开放给了相声发展空间，姜昆在内的一批“吃螃蟹”的人再次将“嘲讽型”相声带回舞台上。嘲讽谁?权贵、富人，这种嘲讽更是将文革遗留的“歌颂”相声拉回到语言艺术的本尊。而《虎口脱险》、《小偷公司》等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相声作品都是出自姜昆之口。
同样是改革开放，它也给中国的曲艺文化市场引入了激烈的竞争。80年代中后期，流行歌手、港台电影充斥中国文化市场，加上文革对于内地青年们造成的文化断层和对于外来文化的好奇和追捧，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学、影视领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中国演出市场的商业化进程，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文化市场的商业步伐，乃至于相声再一次进退维谷。
冲击之下的中国“新派”相声开始发生转变。1985年，姜昆当选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同年，他接替他的恩师马季担任说唱团团长。身份的转变是种双刃剑，官方背景有利于推动相声产业发展，初衷是好的。然而，相声的内容和表演形式再次受到波及。原本将嘲讽引入的“新派”相声锋芒锐减，转而又渐渐显露出“歌颂”的苗头，进而与普通群众拉开了距离。做一个比喻，民俗是水，晚会是肥，“新派”相声这棵苗子在人民群众的土壤中没有得到“科学种植”。
也就是这个阶段，国产电视剧和小品异军突起。前者的出现，导致部分相声创作团队解散，如梁左等创作才子转投电视剧领域，“新派”相声的创作能力锐减。晚会方面，赵本山、巩汉林等小品演员的走红，无疑是对相声的最大冲击，语言类节目从此二分天下。不得不说的是梁左离开后，姜昆在相声创作领域的软肋彻底的暴露，以至于在之后连续几年的春晚中难以抵挡小品的进一步入侵。最终，在老搭档唐杰忠退休、梁左去世后，黯然退出相声界。
商业化冲击“传统”相声
如果说姜昆是相声界的挖井人，那么郭德纲就是旧井冒石油了。德云社的成功是文化产业的轮回和郭德纲自身的小聪明和好运气促成的。不过既然是走传统路线，那么传统相声演员身上的下九流气质是范思哲遮盖不了的，江湖义气、长幼尊卑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路线选择这一点上，郭德纲是聪明且固执的。其扎实的艺术功底、与时俱进的创作力、尖锐伶俐的相声语言，迅速得到青年人群的追捧，而郭德纲本人也常常以“非著名相声演员”自居，一是方面是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却在另一方面与“主流相声演员”划清了界限。侯耀华曾公开嘲笑德云社的相声不值钱，劝观众“不如捐献希望工程”。而面对这样的言论郭德纲则采取一贯的“不屑”态度。“主流相声”界早就有几双无形的手，想把郭德纲赶出相声圈。
其实，郭德纲之所以受到排挤无非就是因为两点：第一，有钱了;第二，江湖气太重。其实前者与相声界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其自身才华与商业运营团队。郭德纲虽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毕竟是基于传统段子的改良，或多的是增加一些具有流行元素的“砸挂”(即兴表演)。德云社的成功更多的是依托了现代的商业运营手段和理念。如此，郭德纲俨然成为相声界“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而“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之广泛无疑不排除相声圈，所以遭排挤也是相对自然的。另外，郭德纲受到排挤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江湖气”，重情重义、仗义直言等。然而作为下九流的传统观念中，门派之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德云社与主流相声群体完全成为对立的两拨人。其次则是“不吃亏”的顽固精神。每次在被抨击批评之后，郭德纲都会在段子中随口调侃那么几句，同样是“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只不过郭德纲用的是后半段罢了。
“道德问题论”难圆其说
就姜昆所说的“郭德纲闹那么多事”，听上去肯定不是指郭德纲赚钱、拍戏、主持等行为，而能想到的负面新闻也就是“彪子打人”和“藏秘排油”了。而“藏秘排油”时隔已久，况且都是演艺圈的明星，谁还没有过代言活动。而郭德纲弟子彪子打人事件也已经不了了之，德云社道歉了，郭德纲也没再在段子里提那些攻击性的话，最多也就是个“教子无方”，教子那是德云社的家事儿，哪有外人总挂在嘴边儿的?更何况这两件事儿和所谓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有些牵强。
其实姜昆这句“市场的表象和价值并不是等同的”，暴露了其自身的最大弱点和悲哀。当一个相声演员有了票房，有了观众之后，他还需要什么?主流相声群体的肯定?还是曲艺协会的官方身份?您不能以结了多少次婚来评价一个足球运动员，也不能以买了多少房子来评价一个政客。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主业上的成功才是衡量其自身价值的主要根据。
姜昆在相声表演上的才学是公认的，创作能力上的缺憾则瑕不掩瑜，而更重要的是姜昆作为相声脱离文革落寞后的第一批“挖井人”，对于中国相声的传承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新一代相声观众和“钢丝”所不能理解的。此处引用姜昆的另外一句话，“如果我们生活在没有权威、没有偶像、没有榜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悲哀的。”或许这句话更能体现姜昆在经历了中国相声界的拼搏和落寞后的感伤和悲哀。
而其实，无论富了还是穷了，都是说相声的，做好本职工作才是讨生活的重心。既然已经衣食无忧了，能让就让让，即便是穿上了范思哲，郭德纲充其量也就是个“雅痞”或者是“富痞”，始终未改的则是那张黄色的脸和一张不饶人的嘴，收收江湖气，生活可能更开心。
不能背离传统精神
相声必须具有一批为之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勇敢探索者。这些人是智者，而不是庸人;是学者，而不是“明星”;是真正能跟上时代步伐的“人民艺术家”，而不是工匠。座谈会上，大家共同回忆了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海荃艺术之路，杨海荃幼时为报童，喜爱相声。曾向高德明、高德亮等相声名家学艺。20岁左右下海在北京天桥献艺，后到东北各地演出，1948年在锦州拜师冯振声。他说、学、逗、唱功夫全面，能捧能逗，后期专事捧哏。他的捧哏，严丝合缝，随机应变，不抢不撂，应付自如，擅长遮错，尤其是小茬口处理得自然平稳。1958年，他与小立本合作，演出相声《社会主义好》，同年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解放后他在沈阳广收门徒，傅兰英、周印金、金炳昶、杨振华、冯景顺、王志涛等相声名家都是杨海荃先生的弟子。
诚然，这是个娱乐至上的文化时代，快餐式的文化让人们过多地将目光投向了各种各样的选秀和没完没了的炒作，使得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不可否认，相声在现代文化中也需注入新元素，以体现其独特的暗喻和反讽表现形式，所以郭德纲的出现也不是偶然，而是相声结合当下文化、重走民间路线的艺术尝试。可惜的是，相声的现代语境让郭德纲在红火一段之后又复于平静。
相声的法宝是反讽手法的运用，侯宝林、马三立等大师，无不是通过活灵活现的语言，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讽刺，在笑过之后带给人们的是事后的反思。所以相声又被称为“黑色幽默”。可是纵观现在的相声，除了肤浅性地逗人娱乐、一笑而过以外，其他的功能仿佛都消失了。
相声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多少年来一直被大家喜爱。因为它更贴近生活，说老百姓的事，为老百姓找乐。然而，当相声背离了它的传统精神、过多地沾上利益时，就值得担忧了。相声会不会渐渐淡出舞台，社会需要反思，相声界更需要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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