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金供应链收紧和普通百姓对高房价的一片批评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和销售量均出现了回落趋势,尤其是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恢复,基金再次疯狂炒作大宗商品价格,仅仅经过两年的全球通胀上升期,进入2011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通胀泡沫不断破灭,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基金亏损,再次引爆债务金融危机,并将导致世界经济进入较长期的增速放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房地产商经过一年多的“死扛硬挺”,全国房地产价格回落趋势刚刚开始。
很多人担忧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崩盘,并且拖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也有人认为高房价回落是好事,有利于房价接近于国际通行的房价收入比的合理价位,让中等收入百姓能够买得起。
“中国住房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市场化的问题,也不是住房市场化过度的问题,而是土地制度没有根本市场化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在2011年12月13日召开的财新《比较》“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研讨会上表示。
中央政府在当前房价高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在陶然看来,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办法,“保障性住房建设不仅会增加地方政府的支出,而且可能降低土地从商业住宅用地里面的出让金收益,在中央强力压制下,就会出现地方政府要么不做、要么偷工减料,或者继续利用中央政府的压力找银行借钱的现象。而地方政府本来拥有高负债,如果以后不能回收成本,又会形成未来金融风险的来源,因此,保障房建设从财政上来说并不可行。”
目前政府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政策,也许最终能够把房价压下来,但是从未来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非常显著的下行,如果处理不当,可能还会发生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陶然建议,让城市郊区的农民在做好基础设施、符合城市规划的情况下,合法地为外来人口盖房子,逐渐将炒房资金从增加住房需求引导到增加房地产供给上,这也许是解决目前中国房价泡沫、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方法。
近些年,学者们一直在倡导土地制度改革,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但障碍重重,其中地方政府是最大反对者,“现在,土地制度改革压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了。”陶然认为,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赚钱越来越艰难,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越来越高,“中国的土地出让里面,一半以上用来搞工业开发,但地方政府在这一块是亏本的;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商业住宅用地收益也在下降;由于农民要求的征地补偿越来越高,征地引发各种群体性事件,导致社会维稳成本越来越高,征地成本也因此大幅上涨。”
那么,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就具有了可行性。陶然建议,政府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并采用配套的税收措施改革,是解决目前房地产泡沫、刺激经济增长、加速城市化、让流动人口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最关键的步骤。“比如农民开发土地,可以采用给政府直接缴纳土地增值税,或房产税,或是出租屋物业管理税的方式,甚至可以直接交一部分土地给政府。”土地制度市场化之后,政府只需要针对很小一部分租不起房的人提供保障性住房,“这样就能同时满足高端者、中端者和低端者的需求。”
但中国似乎已经丧失了最佳的改革机遇,“2008年时的房屋价格只有目前的一半,那时推动土地制度市场化对房地产市场冲击还不是特别大,现在价格已经在山顶,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可能会加速恐慌。”陶然认为:“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加上未来中国经济存在的隐忧和外需房地产市场的滑落导致经济市场迅速下滑;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的四万亿救市政策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坏账,政府如果放开限购和对信贷的控制,经济上存在很多的问题就会一一呈现,再想阻止房地产市场下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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