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在伊拉克迪瓦尼耶陸軍第8師師部，伊拉克軍人在進行訓練。
美国撤军与伊拉克乱局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而伊拉克被认为是基地组织的重要支持者。按照其先发制人理论，美国以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单独与其开战，并迅速占据主动。在海湾战争后元气尽失的萨达姆军队再次上演全线溃败的局面，萨达姆两个儿子在战争中被击毙，其本人和他所统领的政治集团在战后受到清算。
在美军占领时期，伊拉克积极开展政权、经济和社会的重建，重新建立了基于民主和自由理念的政治架构，试图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但这些长期受到混乱的社会局势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干扰。2006年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展开了残酷的教派争夺战，引发大量平民伤亡，2008年后局势趋于好转。美国在此期间，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新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并在其监督下逐步放手让他们经历反恐行动的历练。到其决定全面从伊拉克撤军前夕，它显然认为，伊拉克依靠自己的军警力量足以驾驭局势了。
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依据前总统布什与伊拉克当局签订的《美伊安全条约》，决定在2011年底前从伊拉克全面撤军。
2011年12月18日，在条约正式生效前13天，美国大兵剩余的500人全都撤离伊拉克，赶着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共度圣诞佳节。
而仅仅一个礼拜之后，伊拉克就出了乱子：美军撤出次日，伊拉克内政部就以支持恐怖袭击的罪名在总理马利基的支持下向副总统哈希米下达了逮捕令，哈希米由此亡命逃亡到库尔德地区，并隔空与身为什叶派的马利基展开骂战，声称遭到政治陷害;首都巴格达一天之内连发十余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导致6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那么，伊拉克是不是离了美国就不行，是美军撤退导致了上述“乱象”，还是伊拉克各种矛盾集聚所必然要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解决伊拉克的问题，需要从外国援助和支持入手，还是从伊拉克自身做起?
从伊拉克历史理解现状
翻开伊拉克的历史，就会发现其既悠久，又悲惨。它是世界文明的古老发源地之一，远在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公元前2000年左右先后建立了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但在随后漫长的2500年里，它多次遭到异族蹂躏。在这串长长的名单中，包括了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族旭烈兀汗国、奥斯曼帝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沦为英国“委任统治区”，从未消停过。
自1921年8月伊拉克宣布独立到1932年获得完全独立，其间又受到英国的保护。1958年7月14日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此后，又几经政权更迭。1979年，政治强人萨达姆·侯赛因逼退病重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接掌共和国总统一职，从此开启了萨达姆王朝长达24年的铁腕统治。他依靠居于少数派地位的逊尼派实行统治，埋下了种族冲突的祸根，并接连与伊朗和科威特交战。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其展开“沙漠风暴”行动，伊拉克军队全线溃败。连串的战争，导致伊拉克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削弱了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然而萨达姆依然牢牢掌控伊拉克局势，为了维护极权统治，绑架全体国民，公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敌。
回顾伊拉克的历史，原因即在于，要想知道发生在伊拉克的事件真相，在了解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的同时，必须首先从伊拉克自身寻找根源。现代伊拉克摆脱了异族的野蛮统治，但随即又落入专制主义的陷阱，西方民主如何适应伊拉克的历史、适应伊拉克民众、适应伊拉克复杂的现实格局，无疑是个重大挑战。
而这是美国驻军所无法解决的。
政治和解：前路漫漫
伊拉克问题复杂之处在于，在这个沙漠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但交织着种族、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盘根错节的矛盾和冲突，又使其彻底实施的道路上充满了阴影和荆棘。萨达姆的倒台，不仅意味着专制主义在伊拉克的结束，而且意味着少数派-逊尼派长期占据绝对权力的终止，但逊尼派在这个国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美国斡旋下，才形成了政治妥协方案：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派三家共治，依托总统委员会，共享权力，而其中什叶派居于主导地位。
而权力分配方案背后是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在萨达姆统治时期长期受到优待的逊尼派失势，自然并不甘心，同时在伊战之后地位显著改善的什叶派并未脱离种族对立的窠臼，急于对逊尼派进行政治清算，表现在政客层面上，就是政治斗争加剧，各派力量竞相倾轧，以维护本派利益，并力争占据绝对“控股权”。马利基统治集团在美军撤退次日就急不可耐对哈希米下手，就是此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这个国家除了什叶派、逊尼派两大教派冲突之外，还存在库尔德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库尔德地区多数民众属于在整个国家中处在劣势之中的逊尼派，因此导致种族、宗教、地区矛盾和冲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由此决定了各派政治力量，都不代表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代表，这也凸显出伊拉克式民主政治的与众不同。特别是伊拉克结束异族占领后，长期处于极权主义统治下，形成了“传统”，后来者能否打破这个历史的“幻想”，真心实施民主政治，还有待考验。
伊拉克的前途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是否达成真正的和解，以国家利益为重，摒弃派系之争，建立基于全民的三权分立体系。然而从目前伊拉克的状况来看，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可谓难之又难。只有伊拉克民众从残酷的现实中清醒过来，形成压倒性意见，迫使被政治野心和局部利益驱使的政客真正以人民的安居乐业为重，才能最终将伊拉克导向和平与稳定之途，也才能避免另一个“萨达姆式”暴君的出现。
伊拉克经济：迟滞与延宕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重要的理由是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从而掌控世界石油经济的主导权。这个理由很有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在中国的某些专家看来，另外一个理由是出于美国全球和地缘战略的需要，想通过控制伊拉克，实现对世界的单极统治。
伊拉克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最重要的障碍是如何克服石油单一经济和政治形势混乱的局限。经过多年战争，伊拉克遍地疮痍，经济停滞，民生凋敝。虽然西方还有中国等国家，都施以援手，但其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同时，在政治上，统治集团尚未建立为民众服务的理念，内部存在大量的宗派浅见和腐败现象，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敌人，拖累伊拉克经济。而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在恐怖主义骚扰的情况下，伊拉克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势必将继续影响伊拉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伊拉克必须从三个角度为其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一是从国家政治的高度，建立经济治理的有效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摒除政治腐败，净化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吸引外资，增加政府投资，扩大和繁荣国内市场，改善民生，提高民众购买力和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三是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和宗教、种族、地区敌对，尽快健全社会，从战争、恐怖主义和相互对立中解放出来，建立共同的价值、文化和利益体系，释放内部活力。
重建社会：伊拉克最艰巨的任务
众所周知，战争，种族、宗教和地区冲突，以及不同派系之间政客的斗争，撕裂了伊拉克社会，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也是伊拉克建立健康社会的死敌。对伊拉克人民来说，如何在这片废墟之上，“重建”伊拉克社会，确立一个可预期的未来，是伊拉克政治集团和民众的当务之急和共同历史任务。
最重要的是，伊拉克政治集团和民众要有勇气告别分歧，本着面向未来、重塑国家的美好愿望，打破种族、教派和地区的狭隘偏见，建立共同的价值、文化体系，扩大利益共同点，为创造“共同”的社会建立基础。而很显然，实现上述目标，任重道远，需要理智、正直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各界精英的推动，也有赖于伊拉克民众逐渐形成共识和自觉。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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