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偶有美国经济即将复苏的消息传来，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经济面临失速。曾预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崩溃的爱尔兰记者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在1月8日电《纽约时报》上写道，今日的美国又一次被警告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手段，美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美国有线新闻网分析师大卫·格根(David Gergen)这样描述日本，“如今这是一个消沉的国度，其发展已大大受挫。”
“这是一个误区”，芬格尔顿说道。从很多方面来看，在1990年后那个所谓的“失落的时代”，日本经济其实表现得不错，在某些关键领域甚至比美国好得多。即使是在萧条时期，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在大幅提高。
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使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1989年的78.8岁增至2009年的83岁，比美国高出4.8岁;全球50个网速最快的城市中有38个在日本，而美国仅有3个城市位列其中;1989年至今，日元兑美元汇率上升了87%，兑英镑汇率增长了94%，增速超过了以货币政策廉洁著称的瑞士法郎;日本失业率为4.2%，仅为美国的一半;1990年至今，东京建造了81座500英尺(约152米)以上的摩天大楼，超过任何一座美国城市;2010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总计1960亿美元，三倍于其1989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同期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990亿美元增至4710亿美元;虽然在90年代有人担心日本将是中国崛起的最大输家，而美国将成为赢家，但事实是，如今的中日贸易额比起1989年来增长了14倍。
可是为什么日本却被误认作是一个失败者呢?对此，芬格尔顿分析道，从表面上看来，美国的官方GDP数据一直胜过日本，美国的人均GDP自1989年来增长了1.4%，而日本则是1%。其实，这正是产生错误判断的原因之一。美国的统计官员从80年代起一直采取特征价格法统计GDP，这种方法人为地提高了GDP增速。有专家估计美国的经济增速被高估了2个百分点。而且，GDP数据只是一种定量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日本的优势。日本人购买昂贵电子产品的频率远高于美国，日本的高级餐厅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些都是用GDP数据无法说清的。
芬格尔顿认为西方对于日本的误解还有一个原因，即许多西方人总是故意小瞧日本。即便日本取得了什么政策成功，西方人也总在心里打个折扣，即使许多常驻东京的西方外交官和学者也是如此。就拿日本人口结构来说，日本人口老龄化源自其低生育率，这正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佐证。但西方分析家却将其解读为政策失败，从不认为这是日本人为应对战后经济萧条、耕地紧缺和粮食安全而做出的自主选择。
除了西方国家的偏见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塑造一个悲惨的日本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那些对外销售代表可以把日本的经济萧条作为业绩不佳的借口;日本的基金会则可以以经济不景气来委婉地拒绝那些美国非盈利性机构的募款请求;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为了从日元利差交易中获利而强调来自日本的坏消息。
芬格尔顿还指出，右翼智库的经济学家们坚定地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蔑视日本经济体系中无所不在的政府影响。这也成了日本失败的理由之一。这种声音在80年代末期逐渐减少，却在萧条过后重返舞台。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后，日本的对外贸易谈判代表们发现西方国家对他们的态度竟然软化了，美欧的谈判代表都为日本这个“倒下的巨人”感到惋惜。日本人马上就适应了这一变化，转而向西方索取同情。这一策略在华盛顿尤为奏效，美国官员们不愿趁人之危，于是不再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开放日本市场。
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芬格尔顿看来，弄清这个问题对美国的地缘政治至关重要。日本从未错过任何一个建造发达工业基础的机会，如今完全有能力制造生产资料，包括各种先进设备、材料，以及精密生产设备，没有这些生产资料世界将无法运转。然而，这一领域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曾是美国的天下，也是构建美国经济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
最后，芬格尔顿说道，日本应当被当作榜样，而非负面典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国民齐心协力，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日本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使各方政治势力通力协作，这不失为一条妙计。事实上，美国曾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大萧条时期，为了建设胡佛大坝，七个州为此坐下谈判。最终，大坝的建设为16000人提供了工作。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美国继续努力——除了政治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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