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全会小组会议讨论时讲话，引起极大反响。
汪洋是在谈到“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企业流通成本”遇到的困难时讲这番话的。他说：“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不能因为难，就把改革束之高阁。要坚定信心，敢闯敢试，认真研究，分步实施，推动改革取得突破。”
汪洋的这一思想，是从广东改革开放第一代“拓荒牛”那里继承而来。2010年8月30日，深圳特区建设30周年之时，《南方日报》曾刊登对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南生的专访。这位当年曾喊出“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的改革闯将，对记者说：“30年过去了，我们改革的形势变化了，对手也不同了。如果说，我们过去办特区，是跟极左的思想斗，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他说，“现在‘明白人’不少，但要说真话、做实事，敢跟既得利益集团切割，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不至于‘杀头’，但丢乌纱、生活受厄则都有可能。”
当时，有些“改革派”文人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很不爽，在网络上说三道四。就连以系列“皇甫平文章”著称的周瑞金先生发表类似的意见，也一样受到了学界批评。那些人似乎倾向于认为，“改革的对手”一直都没有变、也不该变，“改革的最大阻力”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极左思想”，否则，改革就不是改革了。
确确实实，把有关改革的争议描绘成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之争”、“主义之争”、“方向之争”、“路线之争”，很现实，很庸俗，很不高迈，很不雅致，很不“你错我对”，总之很不过瘾。而且，鉴于知识界众多“改革先锋”们的知识储备，搞“思想之争”、“主义之争”、“姓社姓资之争”、“计划市场之争”他们擅长，讨论具体琐细、无是无非、无关“主义”的利益分配、利益博弈，则他们既不擅长，也没兴趣。
譬如，汪洋所面对的如何“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企业流通成本”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成因，是“公路收费”。这是当年为加快公路建设，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投资修路，约期收费”政策导致的后果。现在要降低企业流通成本，就必然要减免一部分收费，从而触动相当一批公路建设和管理企业及其员工的既得利益。“缴费”与“交费”双方，应该关照谁多一点?哪一方的利益更正当?这都无关“主义”，靠“更新观念”、“提高思想认识”解决不了问题。每百公里收费10元还是收费20元，跟“姓社姓资”一点关系都没有。启动这项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敢得罪一部分人。那么，应该得罪哪一部分人，得罪到什么程度合适，谁又能给出个主意?
有些学者，顺着多年养成的“理论惯性”，往往把本来无关“主义”的利益博弈问题，也给炒成了事关改革进退的问题，从而人为地把问题升级化、政治化、复杂化。
譬如，把前两年山西省搞的排挤外来资本，以地域歧视、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煤炭产业整合”，硬是炒作成了体现所有制歧视的“国进民退”。进而，各方神仙齐声呼吁中央展示继续“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姿态。
其实，再没有什么比“展示姿态”更容易做的事情了。何况，这个姿态本来一直就有，并没变过——只过了大约百十天时间，中央就迅疾出台了新版的“非公36条”。按理说，这样似乎牵涉重大路线调整的文件，扯皮3年能出来也算不慢，为什么竟然眨眼间就能顺利出台?这只能说明，这36条内容早就在已有的政治和政策的框架之中，并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只是“重申”而已。说中央的政策变了，鼓励了“国进民退”，回顾历史，中央方针要是真的变了，哪有这么快就能转过来的?
$nextpage$ 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把不管旧版还是新版的36条逐一落实。这才是跟既得利益集团真较劲、硬碰硬的事情。看不见、推不动、迈不进的那些所谓“玻璃门”，无一不是由既得利益者所铸造和把守，没有巨大的压力或利益交换他们不会松手，远不是念一声意识形态咒语就可以“芝麻开门”的。现在，旧版“非公36条”已经出台六年时间了，新版“非公36条”出台也已近两年，落实得究竟怎样?真正的障碍在哪里找到了吗?
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国企——兖矿集团，能够顺利地到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去开煤矿，却不能到近在身边的山西兼并收购，和山西本地的公私煤老板去争当什么“整合主体”。令这家山东国企受阻的“玻璃门”，跟浙江私企受阻的“玻璃门”，是同一道门——都是地方既得利益集团之门。要过这道门，谁也没有特殊的“接头暗号”，譬如“我是国企”什么的。
是的，有时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策略性地打出“主义”的旗号。就像改革者为推动改革，有时也会拿意识形态化的“改革开放不动摇”作为撒手锏一样。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哪一方的旗号、口号，作为利益争夺的策略性武器，效力都已经很有限了。
如今，既得利益集团自我保护的“大杀器”已经不是“主义”，而是“稳定”。这时候，仍然“不因为难，就把改革束之高阁”，才是真有勇气!
面对这样的一些实际问题，扯什么“方向”“路线”口水，有何助益?如吴南生老人所言，现在“明白人”并不少，思想真糊涂、“认识有待提高”的人其实很少。否则，这么多年、一轮又一轮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岂不等于白搞了?
近日，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进行所谓“十大汉奸”评选，当选者最高得票仅仅193票，受到了一众“公共知识分子”的哄笑。但是，其实他们更应该对此现象有所反思：仅仅是为了针对这么百十号“老顽固”，还值得若有其事、煞有介事、如临大敌、“死老虎要当真虎打”地继续著书立说、大声疾呼、连篇累牍地“批判”来“批判”去、“启蒙”来“启蒙”去吗?今后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从“改不改”的问题转到“怎么改”问题上来了?
一切重大的改革举措，都不是在话语的竞争中，而是在利益的博弈中完成的。即使是过去曾激起浓重的意识形态硝烟的改革，其背后的实质也无非是利益博弈。
在山东省率先推动农村家庭承包改革的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讲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当时，他到一个公社去开座谈会，有位村干部发言时表示，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会议休息时上厕所，周振兴和这位村干部站在一块儿撒尿，周说：“你少跟我这个老革命讲那些套话!你就说，到底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那位村干部说了实话：他叔叔一家，正准备从东北迁回老家;如果现在把地分完了，他叔叔一家回来可能就没地可分了。周说：“我做主，你叔叔家回来也可以分地。你还有意见吗?”村干部马上表示，不再反对“单干”了，回到会场上也不再说什么套话了。
中国的改革，每一步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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