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一个问题如影随形：人生意义是什么?
30年前，中国人带着它走进了改革开放。如今，经济已经发展，社会变迁目不暇接，而各种发展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中国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已经转为对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信仰危机、信仰缺失或重建信仰，各种说法异彩纷呈。
然而，信仰是什么?它源自理性，还是非理性;是文化核心，还是宗教皈依;是神之启示，还是人的关怀;它是排他的，还是多元的;是普世的，还是民族的?
“信仰”概念，是目前中国社会被使用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有歧义的词汇之一。因此，人们在批评社会现象、挖掘病根之时，常从信仰层面着眼，以至于把其他社会问题，与信仰关联。于是，当代社会思潮出现了与此紧密相关的三种观念：第一种是始于1980年代的信仰危机论，其次是议论多年的信仰缺失论，再次是近年呈现的信仰无用论。
信仰危机论，肇始于对文革时代信仰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等信仰现象的反思，它以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为基点，对改革开放、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要求，即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须以信仰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须以信仰的构建同步。
信仰缺失论，一般是基于具有终极性而神圣性特征的宗教信仰判断，认为那种具有稳定而制度化宗教信仰体系，方能给人以智慧、构成心灵上的抚慰，特别是能够基于宗教信仰进而构成一个社会普遍价值规范，基于信仰抽象建构为一个社会准则。
信仰无用论，则是集中于对信仰之功利性或私人性的批评，认为那种以求神为依归的信仰方式，总是以“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信仰方式，局限于个己的现实利益欲求，在神人之间进行象征性的利益交换。就当前中国信仰的社会功能而言，信仰功利性遭致的批评最为严重。
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这三类有关信仰的评论，事关中国信仰现状与复杂多变的信仰关系。危机论致力于对固有信仰的取代，缺失论是要建构一种新的信仰，而无用论则致力于讨论信仰实践的社会空间与实践条件。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社会的确是缺乏一个社会认同并予以普遍支持的信仰体系。然而，中国人目前不缺信仰，各种信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这些信仰太缺乏社会认同，太私己、太个人化了，所以即便有信仰，也无法构成对社会人群普遍性的价值约束，为此，有信仰的，实际上等同于没有信仰。
一般而言，信仰可以分为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乃至无神论等若干类信仰。另外，依据中国信仰传统，圣人、贤君，以及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者，亦皆可被信奉为神。因此，中国社会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其实里面就有对神的信仰，有对人的信仰，甚至对于一种思想、学说的信仰。如何理解信仰，实际上是取决于人们对信仰概念的界定。
假如人们信仰一个对象，或有一个神圣关怀，而这样的信仰与关怀是比较稳定的，用信仰社会学的固有术语来说，它们可能是终极性的，或仪式性、应有性的。如果这些信仰对象不是终极性的，它就会发生移动，这就导致信仰关系的不持久。信仰者只是对神或信仰对象的祈求，我有事情，有需求了，才去求神，因此形成不了一个基于信仰认同的规范，这构成了一种补偿式的功利性信仰。
在宗教信仰层面，核心是对神的信奉或对神圣对象的信仰。求神的信仰方式，对神的祈求是象征性的，但这就意味着神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因人而异的信仰者则以供品或财物的奉献，换取神灵对他或对现实欲求的满足。敬神与求神相异，基于对神的敬畏。由于有敬畏，社会生活当中就会形成一种自我约束与价值规范。这不是去求神，也不在意神的“灵不灵”。
从信仰与社会的结构关系来说，在一个封闭、专制的社会当中，信仰也能够成为权力独断的工具。这个时候的信仰，与其说是，不如说是病，更无法成为医治一个社会的灵丹妙药，进而对于整个社会价值规范的形成无济于事，即便有了信仰，也只能是流失于个体式的神秘认同。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在互动、交流和尊重中，构成信仰之公共规则，进而对社会价值规范的构成，提供不同层面的信仰资源。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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