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件“公案”引得社会舆论沸沸扬扬。一件是有关空气质量及其监测指数之争;另一件是有关食品安全，具体说是涉及牛奶及制品的安全合格检验标准之争。争论的一方是社会公众和代表公众发声的各类媒体。另一方则是政府有关部门，即环保部、卫生部的食品安全部门。双方真是你说我论，各持己见。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纷纷发表评论专访“追踪”报道，有的直接介入，有的引经据典、旁敲侧击。政府部门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或据“理”力争，或出面澄清，或避其锋芒，择机反击。这两桩“公案”甚至还引来了许多国外媒体的关注与猜测。
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看，社会公众与权威部门双方争执的焦点只是两个简单的检测标准数字，即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PM2.5)和生牛奶中的菌群含量指标(200万CFU/毫升)。但就是这两个数字却似乎成了对峙的双方怎么也迈不过的门坎。尽管环保和卫生部门已经为此做了大量的解释，列举了各种科学原理和国内外数据，并且还把历年来中国的检测情况一一列出并加以说明，苦口婆心地向公众反复说明与解释。但是，所有这些都收效甚微。公众的质疑声依旧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公众对空气质量满意度的民意测验中，民众的满意度指数竟然从2010的70%多陡然下降到如今的50%多，真可谓一落千丈。那么，出现这种近乎非正常甚至有点非理性争议事件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环保部的官员说，好空气不是靠检测内容得来的。言外之意这是一种非理性诉求。笔者则以为，出现这种非正常非理性诉求的原因，除了有关部门在对公众意见的处理与应对方面，表现得过于迟缓、含糊以及自相矛盾等等的举措失当之外，最主要的症结，是政府主管部门公信力的严重下降。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存在着无作为、不作为，造成了服务缺位、责任缺失、失信于民。
现代管理学认为，公众信任是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而公众信任的前提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尽职尽责。这就是说，信任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是社会生活和谐有序的双支撑，是互为依存的共生体。那么，又是什么阻碍了政府部门去履行应尽职责，从而导致了失信于民的严重后果呢?从前面所述的两起“公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部门的不良政绩观和“面子”观，是其置公众感受与利益于不顾，对自身的服务职能漠然视之的关键所在。
以构成空气质量中的PM2.5为例。如果环保部门以维护公众的健康为重，如果能坦诚地说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工作还需要倍加努力，如果能承认在空气监测中还需要更加细化并且有必要逐步与国际社会看齐，如果能实话实说承认中国环保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那么，在现有的空气环评标准中加入对PM2.5的监测，本应不成任何问题，公众自然会通情达理，不会像今天这样追根究底。况且许多地方早有此项监测，只是未公开公布而。但是，环保部门却因为害怕被否认以往的成绩和丢面子，竟会对公众所有的合理建议和本来不应存疑的事实置之不理、置若罔闻。由此，事态才会越闹越大，以至难以收场。
其次，之所以会形成上述舆论焦点还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按理说，制定诸如牛奶的质量安全标准这样一个关乎大众健康尤其是青少年成长的制度化问题，理应要在事前就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举行方方面面参加听证会。这是不言自明无须赘述的一个决策程序。然而，卫生部门及有关单位却对此完全忽视。更有甚之的则是，这些部门一方面无视公众意见，一方面却召集了几家奶制品企业聚首商议相关规定，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当然会引来“暗箱操作”的非议，公众的质疑与愤怒也就势在必然了。
总之，从这两桩引起舆论大哗的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有关部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事项上的裹足不前，看到了处在决策层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缺位，看到了这些人由于责任意识的淡化而逐步丧失了公众的信任，严重透支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而他们在为自身强词夺理地辩解的背后，则是个人、部门和小团体的面子和所谓的政绩，而这恰恰暴露出某些官僚衙门对公众利益的冷漠。中国“官场病”中最重要的潜规则就是只惟上不惟下，只求虚不求实。今天，一些政府部门常常在抱怨，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对其言行非常不信任，使许多设想、计划、想法、措施都难以推行，不是胎死腹中就是中途夭折。然而，这些部门是否也应该反躬自问，是什么导致了政令不通?是什么招致了公众的不信任?
信任是基础，责任是前提。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会颠倒两者的关系，根本原因是忘记了忠实地担当和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忘记了将公众的大利益放在部门的利益、“面子”和成绩之上。要知道，忘记责任就意味着失去信任。要赢得人们的信任的唯一途径就是必须用责任换信任。笔者以为，这是中国所有社会管理部门今天必须明白的基本道理，也是每个公职人员的必修课。只有尽快及早地“补”上这一课，才可能找到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这并非老生常谈，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大道理。
(作者为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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