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被击毙，朝鲜金氏家族第三代接班人接管政权，要求人民给自己20年的普京遭到人民的抗议……领袖们似乎并不乐意把权力交出来。民主的理想依然遥远，寡头统治的阴影时隐时现。
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的《寡头统治铁律》成书于一个世纪前，现在读来却犹如对当下世界的“揭秘”。米歇尔是“精英民主论”三剑客之一，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寡头统治是大型社会难以避免的宿命，同时他揭示了寡头统治的内在机理——为什么民主的龙种老是生出一个寡头统治的跳蚤呢?
从组织的逻辑来讲，寡头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悖论：组织的形成过程以权力重新分配为前提，权力向上流动，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如果没有权力的集中，组织便必然涣散无能;但权力集中必然造就高人一等的英雄出世，英雄往往意味着特权，组织不幸进入等级化、特权化漩涡之中。
看看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他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利比亚的精神导师。卡扎菲的语录在扼杀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任何一种组织都需要权威和纪律，大型组织尤其如此。否则，这个组织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执行能力的软体动物。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战后重建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具有执行力的政府，无论马利基还是卡尔扎伊都缺少权威。在危机面前，统一、集中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权威是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舍此，组织便失去了血脉。
大众的这种政治心理成为了寡头政治的精神基础。它既加速了寡头的出现，也为其提供合法性。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分工就意味着职业化、专业化。分工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后果就是出现了领袖与大众的分野，从而为寡头的出现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
领袖与大众的政治人格截然不同，领袖高度自信，甚至自我迷恋、自我神话。卡扎菲以为“人民是拥护我的”，这不过是个幻觉而已。另一方面，大众冷漠、消极、推脱责任，依赖领袖。相比于那些能言善辩、老谋深算的政客而言，工人、农民这样的体力劳动者则显得木讷笨拙。二者地位高下立判，渐行渐远，一个自卑的大众阶层和一个自大的领袖阶层就出现了。
表面看来，大众具有无可否认的数量优势，为什么还要臣服于少数寡头呢?因为少数人能够结成同盟，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为了避免精英团体的规模扩大，他们限制外人进入，甚至彼此通婚防止“外来户”通过婚姻混迹其中。米歇尔敏锐地察觉到，“随着领导体制的建立和领导者任职时间的延长，领袖群体也随之蜕变为一个封闭的特权等级。”而大众则是各色人等的统称，大众之间的利益纠葛要超过大众与领袖之间的冲突，一盘散沙的大众渴望一个强势人物领袖群伦。悲哀的是，一旦这个领袖横空出世，他就走到了大众的对立面。
米歇尔无情地将披着民主薄纱的寡头精英打回原形，民主政治面临着寡头统治的侵蚀。当人们整装行囊，准备投身民主的时候，应该对那些打着人民民主旗号的骗子保持高度警惕。米歇尔为防止寡头统治贡献了几条建议：尊重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尤其是复决投票的权利;无政府主义;限制领袖的权限等。可悲的是，任何一条都不是治本之策，回到政治哲学的层面来看，权力的分离、分立与制衡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保障。
民主，没有终点，它是一场艰苦的跋涉，人类至今没有达到理想民主的殿堂。民主的希望在于启发民智，当权责分明的公民取代愚昧无知的大众的时候，民主就真的不再遥远了。
(作者系国际关系史博士，供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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