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旁观者清”。身在正处龙腾虎跃般崛起和天翻地覆般变化的国度，我们也许看不太清自己刚刚走过的路和即将进入的征程。
中国学者近年来不断探讨“中国模式”及其魅力，反复证明中国的实力硬的够硬，软的特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并不买账，一直在鼓吹中国的硬实力没有硬到哪儿去，软实力更谈不上“润物细无声”。
美国的房价从2008年金融海啸后一蹶不振，而房市的疲软导致整个经济的萎靡。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市一路走高，不少人疾呼再不刹车，房地产也会成泡沫。身在芝加哥的方绍伟博士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说，“2012年中国的房市不可能出现崩盘，未来几年的房价会保持‘高位震荡’的态势，部分城区的高房价下滑不会影响总体房价的相对稳定。”
去年年底，韩寒在网上抛出“韩三篇”，严厉批判革命(革命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是无边无沿的灾难)，厉声呵斥民主(中国人当下的素质还不足以参与民主)，温情呼唤自由(真正需要自由的是像他这样的小资文人)，蓦地把中国左右两边的精英推上浪尖或抛入谷底。《环球时报》周围的仁人说韩寒终于长大和成熟了，《南都》世界的志士叹韩寒被五毛化了。一个叫麦田的网络写手突然跳出来说，韩寒其实就是一个“集体作业”的产物。出人意料的是在麦田向韩寒致歉之后，方舟子却加入“妖魔化”韩寒的合唱。韩粉大骂，韩寒不怕，韩寒的团队表示要通过诉讼让方舟子住嘴。
身在其外的学者也加入了龙年这场没有一点“龙气”的争辩。一位北京的学者说，“‘质疑’(韩寒)不是宽容与否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将人们的一种信仰或接近一种信仰的甚至是模糊的精神追求做低俗的商业操作牟利，然后翻云覆雨，必遭天谴。为了人们今后为此类商业操作付出的精神代价比现在小，支持‘质疑’到底，这与赞成左或右无关。”一位上海的学者说，“我问一些媒体人，包括电视台的，他们都希望韩寒能接受正面采访，但韩寒一律不接受，借口很简单：‘我懒得搭理这些人’。我从来没有读过韩寒的东西，但当批评他的人被骂为疯狗的时候，我估计真正疯的不是那些批评者。不管真相如何，韩寒现象都是中国文化界的耻辱，是中国这片文化沙漠中的‘恶之花’。”一位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敦促大家不要太偏激：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调查海军上将麦克·布达(Admiral Michael Boorda)军服上的勋章是不是都因战功所获，布达不久自杀。2011年，德国的国防部长因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抄袭嫌疑而被迫辞职。时间是检验真实最有效的工具。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悄悄离开北京，在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从1月19日到23日在深圳停留，在那里的讲话最为震撼。比如，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再比如，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他还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我们今天看邓小平20年前的讲话，借助时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应该可以意识到美国学者傅高仪所说的一次“家庭旅行”改变了中国的进程的意义。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今天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不仅仅在于它的历史意义，也在于它对现实社会的反衬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更在于获取对于当前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改革启示。无论是从乌坎的“抗争”还是重庆的“地震”看，眼下中国的问题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党内外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围观”，再次寻找到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杀出一条血路，把改革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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