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国际安全》季刊刊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迈克尔·巴克利(Michael Beckley)的《中国的世纪?》一文。巴克利反驳了美国衰落说，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财富、创新与军事优势比十年前更强。
巴克利说道，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obal Language Monitor)对全球5万多家媒体的调查显示，“中国崛起”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最热门的话题，甚至超越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其原因是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衰落。正当中国以每年9%的经济增速向前发展时，美国却被经济萧条、巨额赤字、伊战和阿富汗战争拖了后腿。这不由让人得出两个结论：美国相对中国正在衰落;这种衰落是全球化导致的——技术扩散使发达国家失去优势，美国的霸权在全球化趋势下负担重重。
但巴克利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和美国霸权恰恰是美国得以维系优势的主要原因所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际地位赋予美国以竞争优势，而全球化使美国得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来促进经济、操纵国际体系。在巴克利看来，厘清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矛盾对于决策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衰落论更正确，那么美国就采取新重商主义政策遏制中国，并取消在东亚问题上对中国许下的合作承诺。反之，若确信美国不会衰落，那么美国就应当采取相反的对华政策，通过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牵制中国，并在亚洲保持强有力的存在。
巴克利认为衰落论者所犯的错误是把目光局限在衡量国家实力传统变量上，例如GDP、人口以及能源消耗等，由此高估了中国。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把各种综合性的变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进行观察。此外，有些衰落论者还缺乏发展的眼光，仅仅关注短期内两国的实力对比。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对比应当对两国的未来走向进行动态分析。
有衰落论者以史为据，断言美国无法逃脱“霸权周期”的宿命。但巴克利反驳说，历史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当今世界。美国不同于昔日的大英帝国，其“物质财富空前地兼具数量优势和质量优势，并具备了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中国也不同于历史上的霸权挑战国，“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是生产组织化变革，这就使得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德国和日本”。
巴克利承认维系霸权的成本高昂，美国为建立并维系其主导的国际安全、金融和贸易体系付出了不少成本。但巴克利强调，美国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特权享有者”，在付出成本的同时收获了更多的利益。美国手中的权力是“结构性的”，能够设置议程、制定国际关系的规范框架，甚至不用直接向某国施加压力就能通过限制其选择范围来影响其抉择。
至于全球化，衰落论者坚持“扩散效应”，即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理念等资源会向周边扩散，因而刺激了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进而得以赶超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学习速度总是快过发达地区的创新速度。巴克利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全球化虽然加大了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的速度，但同时也造就了全球网络化生产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成本。在过去，新兴国家能够通过贸易壁垒来扶植本国工业，但在当今WTO贸易体系下，贸易壁垒不再合法。
此外，如今“财富”不再只是有形的物质，而更多地是无形资产。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美国80%的“财富”来自无形资产，例如产权制度、高效的法律体系、社交网络、发达的资本市场、灵活的劳工保障等等。这是中国无法简单复制的。这些无形资产不仅促进了美国的创新，还赋予其吸纳创新的能力。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像是一块海绵，不停地从全球汲取着科技、创意和人才。全球技术扩散反而有利于美国巩固其科技和军事能力。
美国应当认识到，现在这种状况对其是有利的。美国并未面临霸权竞争，世界的发展趋势是有利于美国维持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致力于维系现状。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可能会促使决策者在应当走外交途径的情况下错误地诉诸武力。如果美国滥用其权力，便是缺乏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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