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皇帝微服出访视察民情，比如乾隆下江南;中国现代有国家领导人外出视察，断官情，搞动员，掺沙子，挖墙脚，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和批林批孔之前的两次出行。然而，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携家人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的巡游和谈话却是一件无论今后中国的历史怎么写都会被大书特书和反复解读的出行。
本期“深度”发布了一组纪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周年的稿子。20年自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盖棺论定的完好的历史流程。即便是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1992年的“南方谈话”与1978年年底邓小平主导的走出国际孤立(中美建交)和启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意义相比，如果不是更加重大，至少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当下比较时髦的“假如……会怎样(what if)”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邓小平当年因为身体不好或其他政治原因未能从北京“出走”，1)今天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2)中国是否会遭遇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的威胁而失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机遇?3)中国可以扶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今后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吗?4)中国共产党能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气魄和胆量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创立所谓的“北京共识”，并连续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和大运会而让世界几次三番地被震撼?
当然，我们更乐意读者去思考的是：1)为什么一个那样有权威的高级领导人当年必须采用那样的特殊手段去制止政策的逆转?2)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邓小平的谈话突然从“石沉大海”变得“如雷贯耳”?3)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20年前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如果是，中国的顶层有没有再来一次“出行”的判断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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